武侠论
武侠论文／秦九
一、侠文化的起源与流传
说到武侠小说的起源，武侠的作者和武侠的爱好者最愿意听到的也是最堂皇的说法，自然是源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
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司马迁所著的，是传记体的历史文学，而非小说。但是，侠义精神的发扬却可以说是因此。
战国是中国历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每一个国家中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养士”。其中最有名的四公子便是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
社会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家族势的国家与宗族的概念逐渐淡化。贵族与地主阶级的兴起。使得社会是一匹游手好闲的人找到了一个归宿──去做养士。
而这些养士中，一些见自己的主子失势，便树倒猢狲散，而还有一些，则忠于自己的主子。这便是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知遇之恩。
司马迁对这些所谓的游侠的评价相当的高，说他们“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其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也就成了侠的最初的信念与原则。
所谓的侠，除了这些之外，另有自己做事的原则，当然，那原则仅仅是个人的信仰而已。那就是“义”。
何为义？
试看中国儒家对义的理解。
孟子说“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生而取义”。宁可不要命，也不能放弃“义”。儒家讲中庸，讲过犹不及，为什么还会有这样激烈的思想呢？
这里的“义”，并非后世所说的义气，而是指原则。孔子周游列国，不为所用，终归鲁，这就是他的义；侯赢为信陵君保守秘密而自杀，这便是他的义；荆柯明知难免一死，却还是一边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一边去秦国“送死”，这就是他的义。
简单的说，义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气，致死不放弃自己信念的精神。
致死终不改其志，志，就是义。
而侠义，就是以侠的精神做为志，作为原则。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唯有法家对游侠颇有不满，认为他们不但对国家毫无用处，而且“不垦之地、不使之民”，是“国之大蠢”。
这也是后世游侠不能被政府视为良民的原因。
他们不服管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善恶是非观。如果他们的价值观与政府的不同，自然是会遭到排挤与打击。
司马迁便是一例。
司马迁写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而他本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侠士。他力保李陵带兵北伐匈奴，后李陵站败被俘，谣传他投降了匈奴，李陵全家被抄斩，司马迁为李陵辩解了几句，便被汉武帝受以腐刑。司马迁这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宁死为柬的勇气，就已经说明了他本人就是一个侠士。
在汉武帝的高压政策下，游侠渐渐的与政府走上了对抗之路。
而在唐宋之后，游侠阶层已经逐渐的分化为了两种人。一种彻底的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路，落草为寇，成了绿林中的“侠士”，而另一部分则与政府妥协，成了御用的“侠士”。
有人说所谓的侠士只是存在与古代，而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从归鲁的孔子，到受宫刑的司马迁，从宁死不降的文天祥，到振臂急呼的鲁迅，那一个不算是侠士？
中国的历史就是在造反镇压在造反在镇压中前进发展的。敢去造反是，肯去为民请命的，就是侠士。
可悲的是政府对那些人的迫害，与群众的麻木。
清兵入关，下了一道剃头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明末的侠士自此死绝，新中国建立后，十年浩劫中，有又几个人敢出来凭良心说几句公道话？老舍被逼自尽，彭老将军被迫害致死，中华侠士至此又遭一次灭顶之灾。
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只要还有人敢反对权威，只要还有人有叛逆精神，那么公理必然长存，正义必然不败。侠义精神永远都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
二、侠文学的发展（民国前）
从侠文化到侠文学，是侠文化发展的必然。未有侠文学之前，侠文化是一种道德与正义的理想。然而，在现实中，侠只是一种传说，人们对侠士的渴望与期盼，使得侠因此更加美好，也因此更加遥远。
侠文学的出现，带来了侠文化的一次飞跃。
从《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开始，便有了侠文学。而这个时期的侠文学不过是传记体的史料而已。
到了魏晋时期，受《搜神迹》《六朝怪谈》之类的志怪小说和笔记体小说的影响，出现了那个时期的武侠文学。而这时的文学中那些侠客剑客就已经开始逐渐不食人间烟火了。
而到了唐朝的传奇出现，文学中的侠已经彻底的分成了两种，一种依然是普通人，只是更接近侠的精神，如红拂女虬须客等人，而另一些则彻底成为了人间散仙，如红线女聂隐娘等。
到了明清，小说大盛。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皆可算是侠文学或是说另类的侠文学。水浒中的英雄人物，各个都有自己做事的原则，无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一样，但都推崇义字当先。他们每一个人，或力大无穷，或武艺超群，或飞檐走壁，或踏雪无痕迹……但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是正常人。离现实的生活非常近。
而封神与西游则不同，同样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原则去战斗，封神中战斗的原因是周武王为民请命，要推翻无道的纣王，西游中战斗的原因是行者为保师傅去西天求取三藏真经而战斗。他们一样是有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也算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义”。但这两部书通常不被认为是侠文学，是因为书中的人物已经离生活太遥远了。
三、侠文学的发展（民国时）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的侠文化出现了一次的高潮。现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曾有人将他们中的代表作家这样分类评价：
“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
还珠楼主（１９０２一１９６１），本名李寿民，原名李善基，解放后改名李红。四川长寿人。他生长在山高水深的四川，从
小随着父亲宦游，曾经三上峨眉，四上青城，大好河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虽然只上过私塾，却对佛道医卜星象都有心得。１７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１９岁时随母亲移居天津，在《大公报》供职，兼作家庭教师。２３岁进入军界作幕僚。婚后为天津电话局局长秘书，兼写京剧剧本。他的小说处女作《轮蹄》署名“还珠楼主”，自述奔波经历和少年恋情，取唐代诗人张籍《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诗意。当时北方武侠小说十分流行，李寿民本人也很想把所历的山水人物写成笔记。约在１９３０年前后，天津的《天风报》缺少一个武侠长篇，他在人家鼓动之下，就以《蜀山剑侠传》为篇名，一天天地写下去，而还珠楼主的名头也就开始响了起来。他的创作欲望因此高涨，再加上生活的压力，他最多的时候竟同时为8家报刊撰稿，过足烟瘾之后，指天划地，滔滔而谈，请人代录出来，即为美文。日寇侵占华北以后，日本人要他合办刊物，他不答应，结果被抓去关了两个月。出狱以后，生活十分困苦。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到上海，正气书局的陆先生劝他不要再涉足政界军界，还是住在上海写稿子，生活想来总是可以维持的。他于是住在上海老垃圾桥北面，一直写到１９４８年。解放后，迫于政治压力，他于１９５６年在报上写过关于神怪荒诞小说的公开检讨。后来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写了一些戏，还写过小说《剧孟》。１９５９年他中风，１９６１年３月去世。
还珠楼主代表了民国武侠荒诞怪异的一派，融合神话、志
怪、剑仙、武侠于一体，进行高度哲理化、艺术化的想象发挥，尤其是各种剑仙神术、奇幻法宝，显示了天纵奇才的大气魄，为中国小说界的千古奇观。对后世武侠作家影响巨大，几乎无人可以企及。
社会反讽派—白羽
白羽（１９０１一１９６６），本名宫竹心。河北人。军人之子。少年时即有志于“讲学著书”，长大后投考师范大学，后来惨遭家难。他本是纨挎子弟，却从此开始了２０年的贫困生活。在通州一家公馆教书，一月才１５元报酬；给北京《益世报》投稿，每月也才六七元的稿费。在这中间，他当过书记员、邮局职员、税吏、教师，职员，又曾从军作书记官，做过小贩，卖过书报。他从前做事认真，对人郑重，而在穷困中经历了种种委屈凌辱之后，突然变了一种态度，嘻笑怒骂，愤世嫉俗，而在旁人看来，则又是诙谐可笑、倜傥可亲了。
白羽的文坛生涯，始于１９２６年左右在北京《国民晚报》作编辑，后来该报停刊。张恨水在《世界日报》主编《明珠》副刊，约请他为特约撰述。后来又在天津一所小学教书。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后，他便以写小说为生。１９３７年为天津《庸报》写连载小说《十二金钱镖》，首次以“白羽”署名，从此开始他一发而不可收的武侠创作。不久他的稿酬也从每万字４元一下涨到了每千字１０元以上。
白羽的特点，和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等大为不同，他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较多，因此，在人情冷暖中饱含着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反讽和批判精神；同时用看社会的眼光写武侠，又开创武打综艺新凤，塑造一个社会化的”“武林”，影响一直及于新武侠小说，梁初生就对他是崇拜有加“梁羽生”这个名字中的“羽”，也就是白羽，三十年代未的叶冷，将白羽的特点总结为两条，第一条是借鉴于大仲马，“描写人物很活，所设故事亦极近人情，书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第二条是借鉴于塞万提斯，“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
帮会技击派—郑证因
郑证因（１９００一１９６０年）、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早年在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又使得一手漂亮的九环大刀，而且曾经公开献艺。后来又为白羽作技击顾问，由郑证因在纸上画出打斗的招式；白羽按图写文。同时也开始学写武侠小说，白羽写《牧野雄风》途中患病，曾由郑证因代笔。后来和白羽分道扬镳，开始自创武侠，４０年代为郑证因创作的高峰。他勤于写作，共有武侠小说８８，位居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家作品数量榜首。
郑证因被称为“帮会技击派”，其特点一是江湖，一是武
功。写江猢则谙熟江湖门道，精通帮会的组织和戒律，在他笔下展开了一个广阔纷坛的江湖世界。写武功则因他本人是武林高手，一一写来，神态逼真。无论内外功夫、长短兵器，施展应用，巧妙谙熟；至于写暗器轻功，更是出神入化。郑证因小说的总体风格，则偏向于粗旷豪放、刚烈火爆，有一股江湖豪杰的英雄气。
悲剧侠情派—王度庐
王度庐（１９０９一１９７７），本名王藻祥，字霄羽。北京人。满族。自学成才。早期创作言情小说。有《琼楼春情》《落絮飘香》《冷剑凄芳》《翠陌归人》《朝露相恩》《海上红霞》《朱门绮梦》等。３０年代中期，王度庐改写武侠小说，以言情小说的笔法创造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的天地。他的创作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白羽是以写人情世故胜，王度庐则以写悲剧侠情胜。王度庐的特点，是能够充分把握江湖儿女内心的矛盾、人性的挣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写情则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并因此谱成一部壮烈深沉的“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使“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书剑名士之气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侠小说的灵魂深处，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所不可忽视的。不过，王度庐虽然是写情的高手，却不是写武的高手，这就又限制了他将武侠小说提高到一个更新更现代化的层次。
奇情推理派—朱贞木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字式颛。浙江绍兴人，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在天津电话局和日方电信公司工作。篆刻、诗书。文章俱佳，可称艺文双绝。三十年代初，看到同事李寿民撰写《蜀山剑侠传》，因之操刀进入武林侠坛。早期作品《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系列，受还珠楼主影响甚深，后来自出新意，以《虎啸龙吟》《七杀碑》《罗刹夫人》为代表作。
朱贞木被后人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他的特点，在
于集大成而予后来者以众多的启迪。其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丽神奇于现实的江湖世相之中。其二是吸收侠情派的缠绵婉约于江湖的壮烈凄艳之中。其三是吸收历史派的沉雄厚重于小说的虚构幻想之中。其四是在武功领域开创了许多奇功，为后代所继承。其五是“一床数好”和“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模式。如此种种，均为５０年代以来港、台武侠小说作家群起仿效，历久不衰。”
旧武侠良莠不齐，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讲这是三亿文字垃圾，也有人讲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观。
综观民国时代武侠，不做评价，只是简单的说说他们的特点。
先说还珠楼主。看完《蜀山剑侠传》后，不能不佩服还珠楼主的想象力。曾有人这样介绍过这本书：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之走……
但整本书的情节太过荒诞，与其说他是武侠小说，到不如说它是神话故事更合适。九阴神雷，无声神雷，动辄就能炸平一做山，但见某某将嘴一张，喷出两道白光，化做一条白链，直取千里之外的某某首级。简直比封神演义更加神话。
比起还珠楼主，其余的武侠作家笔下的人物更接近“人”而非“神”。
这时的武侠小说，完全是以武打场面来吸引读者，暴力血腥充斥着小说里的每一个片段。什么是正，什么的邪，怎么去体现义，那里来的侠？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少之有少。
比如《三侠剑》，讲的是胜英为了洗脱自己是盗宝冤屈而与绿林英雄的撕杀，全书看完很是过瘾，打斗场面也很是精彩，但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呢？至于《连环套》中，则是讲朝廷鹰犬黄天霸（黄三太之子，胜英徒孙）擒拿绿林好汉窦尔顿的故事。
能看出作者价值取向的《三侠五义》，也不过是一群武林豪杰保清官包拯，除去朝廷叛逆襄阳王的故事。说到底不过是朝廷里的政治斗争。宋徽宗软弱无能，而襄阳王有勇有谋。谁的天下对百姓更有利？
剩下的仅仅是一点锄强扶弱，见义勇为，别说相信道义相信公理，又有几本小说能去宣扬一下其言必行，其行必果的养士精神？
侠义精神一旦与政治挂钩，就会变质。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旧时武侠作家为了可以拉常篇幅，常常将情节扯的是离题万里，动辄就是斩恶蟒，除孽龙。可谓是开篇常常十分大气，可是写着写着就离题万里了。
当然，这与当时那些作家的生活条件有关。不能太过与苛刻强求。
四、侠文学的发展（四大天王）
解放后大陆曾一度禁止武侠小说的写作和出版。而在香港，则由梁羽生掀起了一场武侠文学的革命。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１９２２年生于广西蒙山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写诗填词，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教育。抗战胜利后，他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学国际经济，１９４９年定居香港，供职于《大公报》。
某年，白鹤派与太极拳的打擂，《新晚报》为了造声势扩大发行，便请这位他写连载小说，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之始的《龙虎斗京华》。
梁羽生功绩，不在于他的小说，而在于开了武侠小说的一代新风。旧时的武侠小说读者虽多，但始终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而正是他使得人们对武侠小说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使得武侠小说逐渐走到了文学的殿堂。
粱羽生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作品大部分较有水准，但人物性格单一，内涵简单，情节往往只是依附与历史，人物没有自己的特点和性格。有人曾这样形容过他的小说，是一个倒梯形，上宽下窄。开头看的气势磅礴，但到了中部及结尾，往往显得力度不够，才气不足。
他只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丰碑，真正把武侠引入文学殿堂的，是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１９２４年，浙江宁海人。
有人讲，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的小说。这话讲的并不过分。三教九流，文人墨客，贩夫走卒，甚至政坛精英，都在看他的小说。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可见一斑。又有那个写纯文学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可以说，金庸是一位成功的文人。
粱羽生开创新武侠之风，金庸后起直追，青出于蓝，更胜一筹，终于成为武侠界的第一掌门。
若是说新武侠的殿堂由粱羽生奠基，那么从盖房到封顶全是金庸一人之力。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却又终结了一个时代。
他本人在完成《鹿鼎记》之后，急流勇退，封笔不写，大概也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在超越了。
金庸在小说中营造出了一个美丽的江湖世界，笔下的男儿走遍亚洲大陆。从北冰洋到南台湾，从东海扶桑到莫斯科。宽广的世界，英雄的大陆。而他笔下的武功更是引人入胜，琴棋书画，九宫八卦，用药解毒，皆可成为盖世神功。人物更是精彩，有智商不到五十的傻子，有绝世的奇才，有叫花子老大，有朝廷里的皇上，僧道儒，工农商，真可谓是将一个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搬到了属于金庸的江湖中。
人物不在是简单的正或邪，好或坏。更多的是难以评价。道德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更加真实的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物。不在是神，也不是魔。情节紧凑，思维缜密，金大侠做这个武林止尊，当之无愧。
功成名就之后，选择急流勇退，更是明智之选。弃笔从商，金庸先生一转身的工夫，已经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
１９９３年３月，查良镛在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学而优则仕，金庸先生深明中国传统哲学。
然而金无足赤，小说中的情节矛盾之处诸网友也曾细细推敲过。他说他的诗词工夫，金庸可谓“博大精深”，然而这一代国学大师在诗词联对上的功底确实是不如梁羽生。曾有朋友指出“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一联，读起来虽是朗朗上口，“桃花”对“碧海”却并不妥当，在者“碧海潮生”是专有名词，中国词汇中却并没有“桃花影落”呀。
当然，说着是鸡蛋里挑骨头也好，说着是爱之深责之切也好，毕竟瑕不掩玉。
新武侠四大天王金古梁温，下来就说说古龙。
在香港的新武侠吵的火热的时候，台湾岛上也不甘寂寞，司马翎高庸上官鼎等也纷纷横空出世，或法梁，或师金，或自己独创出属于自己的武功。新武侠可谓是一片火热。
而金庸之后，最闪亮的一颗星就是古龙。
古龙是痛苦的。
古龙是热血的。
古龙是矛盾的。
无论是曾经的经历还是成名后的生活，亦或者他的小说，都是一样。
有人讲从一个人的文章能看出这是一和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用来说金庸是没有根据的，金庸笔下的众生形态各异，有痴情如杨过者，有花心如韦爵爷者，有悲壮如萧风者，有阴毒如岳掌门者。而从古龙的笔下，则完全可以看出古龙的为人和性格。
浪子三唱，不唱悲歌。
红尘间，悲伤事，已大多。
浪子为君歌一曲，劝君切莫把泪流，人间若有不平事，纵酒挥刀斩人头。
这就是古龙，这就是他的信念。
道义，良心，公理。
无论是寂寞的萧十一郎者，还是痛苦的李寻欢者，或者风流的楚留香，亦或者阳光的郭大路。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会改变，但是道义，良心，公理是永远都在人的心里的。也正是因为此，他们才有勇气去面对强大且神秘的黑暗组织。
或者古龙早已看淡了人生，痛苦悲伤和寂寞使他选择了慢性自杀这样一条路，但在他死之前，他的热，仍是热的，火热。
古龙的文章有自己的风格，是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长段句的交替使用，时间空间的变换，气氛的制造，阴谋的可怕，或许这些是可以学会的，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谁的无法模仿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模仿他的小说和文风，却始终的得其形却不得其神。
如同只有一个金庸一样，也不可能在有第二个古龙。
温瑞安曾被认为是古龙最好的接班人。
而实际上，他却成为了新派武侠的终结者。
１９５４年１月１日，温瑞安生于马来西亚。19岁时写《四大名捕会京师》。古龙逝世，金庸封笔，梁羽生封笔之后，港台书商一直看好温瑞安。
著有《神州奇侠系列》《四大名捕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神相李布衣系列》《白衣方振眉系列》《游侠纳兰系列》《七大寇系列》。
他的作品很多，却良莠不齐。大概是因为他对武侠小说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吧。
他自己也曾说过，自己写武侠，只是为了娱乐自己。他的早期作品如四大名捕系列确实经典，但到了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中，就已经开始逐渐改变创作的态度了。情节，对话，场景，无一是处。
三句话可以交代清楚的事情，他一定要用三十句话来交代，之后在用三百句话来解释。那着书，翻了五十多页，同一场景两个人的对话还没完。
温最擅长的就是把一句话正着说之后反着说，在之后颠倒过来说，最后劈开了在说，最最后重复一遍还要说，最最最后自己说完了别人在来说，最最最最……
这就是温的小说。
有人认为是语言上的革命，有人认为这是罗嗦。而我认为，这仅仅表现了温对小说创作的不负责。完全是把读者当傻子在看待。我一直觉得，若是在文字的功底上，司马翎或是萧逸，随便拉出一个都比他强的多。
不过温最擅长的应该是斗智，造“局”。在说英雄谁是英雄里，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智商在二百以上的。你哄我，我骗你，看到最后，有的读者都搞不清楚。温能写出这样的“局”，名列四大家的原因应该也就清楚了。
温的江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族势的帮会。
从金庸的“少林寺”到古龙的“青龙会”，江湖上的帮派已经由正大光明变成了神秘莫测，而到了温瑞安这里，更是成了一个个特务组织。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严格培训基地，生产，运输，财政，后勤，急救……全都由专门的人手负责。这是帮会内部的情况，而帮会本身已经不在是什么少林和武当了，山东孙家的枪，江南雷家的火器，河南怒剑门戚家，南洋整蛊门罗家，岭南老字号温家……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帮派。
这也是温瑞安小说的另一特色。
五、侠文学的发展（其他名家）
除了梁金古温之外，新武侠作者中，值得一看的还有很多。
高庸的小说是对传统的颠覆，别的小说里人人争夺的武林秘籍，他却将其公开，天下英雄人手一份。真是对那些为了争夺什么秘籍死去的人最尖锐的讽刺。
曹若冰笔下的徐不凡，拜非人非仙非鬼非神非魔非佛的无根大师为师，终于修炼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本事，不仅仅逃出轮回，更是名镇阴阳两界，身为钦差密使，阎王特使，中了什么招，去找吕动宾要点药就好，呵呵，文章的胆大不逊色于当年还珠楼主。
柏松生的小说更是搞笑，人物对话古不古，洋不洋。但凡说“我”，全是“吾”，但凡说“你”，全是“汝”。却偶尔在对话中添加一两句现代口语，另人忍俊不禁。不晓得这是柏松生故意搞笑还是文学修养不到家。
独孤红也是酷爱历史，台湾武侠作者一般都是架空历史，直指人性，只有独孤红对历史情有独中。据说清雍正登基前手下的那一票血滴子特务组织就是独孤红一手创建的。
至于柳残阳和陈青云两人，我一直记得不大清楚，分的也不太详细。只是记得两人笔下都是血腥的江湖。阴森恐怖大约是这两人的共同特点。
上官鼎是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的共同笔名，暗
寓三足鼎立之意。古龙的《剑毒梅香》后半部分是由他们完成的。
司马翎在武侠界的声威不小，尤其是在台湾，甚至不亚于古龙，但我将他的《剑神录》看完，却只是想睡觉。因为他的书不像是武侠，更像是某著名文人在讲解诗词。或者是个人喜好不同吧。不过据说古龙在写小说之前，最喜欢看的有司马翎的文章，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有就是据说《剑海鹰扬》这本书写的非常经典，有机会要找来看看。
卧龙生的《剑气洞彻九重天》是我看到的比较过瘾的武侠之一。他的小说不写神魔，却句句不离神魔。我并不喜欢动辄就是“名镇阴阳两界”的那种小说，但吹的越美，看的也就越爽，所以卧龙生的书，看着还算比较不错。
至于萧逸的《白如云》《七禽掌》等，因为看的太早，印象不是很深刻，评不出个所以然来，就不说了。只是一点，还记得当时看他的小说时，感觉也还是不错的。尤其记得《白如云》里的一段环境描写，确实飘逸。
云中岳也是台湾为数不多的喜欢写历史题材的作者之一。却和独孤红不同的是，独孤红喜欢写清代的历史，而云中岳喜欢写明代的历史，独孤红喜欢写白面书生这样的儒生作为主角，而云中岳却喜欢写身材魁梧的彪性大汉。
与卧龙生齐名的诸葛青云，他的小说没看过几部，只是知道他的私人关系似乎和古龙不错。
司马紫烟曾经为古龙“续”写过《圆月弯刀》，说是“续”写，实际上基本是由司马紫烟一个人完成的。
对于诸葛青云，慕容美，忆文，东方白，东方玉等人的文章了解不多，生平更是知之甚少，所以就不哆嗦了。
还有一位一定要说的就是倪匡。
他绝对是一个成功的文人，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起初写言情，后来写武侠，在后来才写的侦探和科幻。
更多的人把他定义为一个科幻作家，那是因为卫斯里的形象已经太深入人心了，而我觉得他的武侠并不亚于他的科幻。我只看过他的《六指琴魔》，不过从资料上查到，他的武侠作品也是极其丰富的，资料上讲他比较成功的武侠就有这些捕部：《飞针》《鬼界》《铁拳》《夜遁》《大盐枭》《独臂刀》《红飞雁》《巨灵掌》《游侠儿》《冰天侠侣》《六指琴魔》《五虎屠龙》《侠义金粉》《最后一剑》《大侠金旋风》《龙虎双剑侠》《云海争奇记》《紫青双剑录》。
我还曾在书店里租过一本署名是他的现代武侠《丐王》，不晓得是不是他写的，但至尽记忆尤新。
六、侠文学的发展（今天的武侠）
至梁羽生移居海外，金庸封笔，古龙逝世，温瑞安变质之后，新武侠便一蹶不振。又到了变革的时候了。而掀起这次变革的人，是黄易。
黄易，本名黄祖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
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破碎虚空》，写的是宋末年间大侠传鹰走的一条的武学道路。这部小说就已经奠定了黄易小说的主氛围。
他的武，已经不在是停留在武技上了，他追求的是天人之道。有人讲黄易就是黄色加周易，这说法十分可笑。黄易小说中性爱的描写确是不少，但若因此就把它定义为黄色的话，那么韦爵爷在妓院的大床上和七女共欢算是什么？若讲他书中的天人之道就是周易的话，我只能说那人根本不懂中国传统哲学。
无论是《大剑师传奇》还是《星际浪子》，都是在讲人类超越自我的一个过程。由武技上的超越到精神上的超越。他追求的是天人之道，永恒之美。黄易的这两部小说给人以无限美丽的幻想。
长篇的武侠若是没有历史来的氛围来渲染，很难吸引读者，黄易明白这个道理。《大唐双龙传》和《寻秦记》的历史氛围制造的很好，形容这两本书，只能用一个词：大气。
大气的小说，大气的作家。黄易被称为大师，当之无愧。
当然，他的缺点也是昭然若街的。寻秦记中的人写信竟然是用纸，另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懂得历史。
还是那句话，瑕不掩瑜。黄易的小说在新武侠没落之迹，给了武侠作者和武侠爱好者新的希望。
但是这样的小说有的本身先天的缺陷。架空历史的《大剑师》和《星际浪子》自然好写，但是若太离谱，就有些叫人反胃了。
今天网络上流传的玄幻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我们学校门口租书的小店里放满了这样的书，不用多看，只看三套，就相当于把这所有的看完了。
套用一句我朋友的话来评价这些书：胡吹浪编。
试看它们的情节：
一不良少年在一次打架中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治疗，因为伤的过重，医生给他判了死刑，就算出现奇迹也是植物人一个。但是这个少年在梦里见到了上古的魔神蚩尤。蚩尤将五千年的能量给了这个少年。少年苏醒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新冒险。屠日本，平美国，炸欧洲。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统一了世界之后，开始向宇宙进军……（《我就是流氓》内容）
在看一个：
三个当代的特警回到的过去，清朝末年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历史，让中国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统天下……（《中华崛起》内容）
在看一个：
在魔法世界特亚美斯大陆，少年李冶欧是一个魔法学校的学生，但在一次奇遇中，开启了自己的超精神潜力。帮助大天使斩杀恶龙，勇闯米维马兰黑暗世界，结果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生活过的特亚美斯大陆的终极秘密，原来魔非魔，道非道，一切的价值将被重估……（我自己编的故事，名字没想）
这样的胡吹浪编的小说，才真的是文字垃圾。
第一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是聪明人，但第一万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就是白痴了。至少也应该用个什么茉莉或是牡丹什么的。
而这样的小说就是这样，第一个写这样的小说的人想象力有够丰富，但是今天，这样的文字充斥这网络和书店，就不能不说是垃圾了。
历史传记，传奇小说，旧武侠，新武侠，玄幻……
又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时候了。
武侠文学需要在来一次革命。
七、敢问路在何方
不少武侠的爱好者渐渐离开武侠，不少武侠的作者纷纷抱怨武侠难写难出。所有关心武侠的人都在心里问：武侠的路在何方？
今天还是否需要侠义精神？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平事，就需要侠，就需要侠的精神。
今天还有没有侠义精神？
答案也是肯定的。
只要还有人相信公理，相信良心，就有。
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并没有因为进入工业时代就成为了理想国，历史必将继续证明，社会也不会因为进入了信息时代或者法制时代就会成为理想国。
我们这个时代，仍有太多的不平事，而真的敢真出来管这些事的人，不是少，而是基本没有。
正是因为缺少，所以才要宣扬。
一个时代缺少什么，就会宣传什么。
侠文学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而是到了真的需要它的时候。从旧时的武侠，如《三侠五义》的走红，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缺少清官，缺少侠客。贪官恶霸鱼肉百姓，所以有了青天包拯，所以有了敢管不平事的鲁智深。到今天的网络玄幻，如《中华崛起》，那是因为作者还有一颗热爱我们民族的心，还有一腔的热血。看《中华崛起》那种的书，无意能深深的激发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增强读者的民族自尊心。
但现在有些文字垃圾完全是为了写而写，更可悲的是为了名和利而写。写的人没有任何责任感，看的人只是为了一时的快感。这样的文字，不是垃圾又是什么？
只有人性才是永存在，只有公理才是永恒的。武侠小说中，有没有武，怎么样写武已经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有没有侠，有没有侠的精神！
要问路在何方，其实答案早已出来，在脚下！
特亚美斯大陆离我们太遥远，清朝末年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流氓在爱国在有超能力，想统一世界也只是在做梦。如果作者们和读者们还沉溺与历史与幻想的梦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我们的脚下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中有太多让不平事。我们还要让这样的不平事继续这样下去，而我们却继续做我们的梦？还要多久侠文学才会苏醒？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武侠爱好者，偶尔会小写两篇自娱自乐。我没什么资格去批评今天的作者们，我只是想知道，能让我的血，在次沸腾的小说，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如果这一篇文字能让不甚了解武侠的朋友了解武侠，我会觉得很满足。如果这篇文字能让爱武侠的读者作者有所思考，我会更加庆幸。套一句话来说，叫做抛砖引玉吧。
后记：
接到小龙给我的这个题目，起初觉得很茫然。我这些年来看过的武侠和曾经的一些思考确是不少，于是就真的写出来这篇文字了。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旧武侠，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武侠，除了还珠楼主之外的其他人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介绍民国五大家的时候，找了些资料，本想整理之后自己在写出来，想想不必了。于是就把资料上的介绍搬抄了上来。而金古梁温黄的出生年月或者生平，大多也是在资料里找到的。
特此说明一下，谢谢。
秦九与两千零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七点三十五分 <P>很久没来凌大哥的论坛了，很是过意不去，今天在群里看到有人说想讨论一下武侠的发展，就把自己以前的旧文那出来晾晾，全做抛砖引玉。</P> 真的很全面,真的很用心了!谢谢秦九兄!:emem34-dx <P>读了楼主文，大有沧海桑田之叹~~~</P><P>至于路在何方？鲁迅他老人家说：“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P> 请问<<七侠五义>>里的是哪七侠?南侠展昭是其中的一个吗?还有北侠欧阳春是不是? <P>与秦九共同探讨一下，在讨论之前，先贴鲁迅的一篇文章《流氓的变迁》</P>[b]流氓的变迁 [/b]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２〕。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３〕。“儒者，柔也”〔４〕，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５〕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６〕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７〕，“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８〕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９〕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１０〕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１１〕，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１２〕，《七侠五义》〔１３〕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１４〕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１５〕“氏”的近作。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３〕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言行，经他的弟子及后学辑入《墨子》一书。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后，他的学派起分化，以宋钘，许行等为代表的正统派，到秦汉时演化成为游侠。 〔４〕“儒者，柔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５〕“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见《史记·游侠列传》）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６〕汉代的大侠多和权贵交往勾结，如《汉书·游侠传》载，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７〕“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８〕“五侯”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前２７），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其中大侠楼护（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９〕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回。〔１０〕《水浒》即《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后又去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贯打着的旗号。 〔１１〕《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施仕纶官江都知县至灌运总督时，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１２〕《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１３〕《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订，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修订，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侠五义》。前半部主要写包拯审案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江湖侠客的活动。 〔１４〕《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一九一○年出版。 〔１５〕张资平参看《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及其有关注。 <p>从网上找来了一篇关于墨子的文章，也贴在这里：</p><p>墨子和墨家学派</p><p>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br/>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br/>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出生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br/>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br/>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br/>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br/>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br/>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br/>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p><p><a href="http://www.kp365.com/index/text/15214.htm">http://www.kp365.com/index/text/15214.htm</a></p>
<P>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正义，一种是实质上的正义，一种是程序上的正义。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一致的，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辛普逊案，就是程序上的正义战胜了实质上的正义。</P>
<P>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我们流传极广的一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辛普逊案已经证明了杀人未必要偿命，这里只说后者也不一定就是真理。比如某人借你一笔款，但因为是熟人，是朋友，所以碍于面子，没有让他出具借据。到你向他讨要时，或许是他忘了罢，或许是他想混帐罢，他说：那有这回事？如果是这样，欠债虽然是事实，但还钱就不是那么一定了。</P>
<P>欠债还钱──这是实质上的正义；你必须证明对方欠你债，才能让他履行还钱的义务──这是程序上的正义。这两种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是相权取其轻──程序正义是高于实质正义的。</P>
<P>侠所追求的，不是程序上的正义，而是实质上的正义。因为程序上的正义并不能永远与实质上的正义完全、绝对的吻合，所以侠也一直有它生存的空间。</P>
<P>这是从小的一个方面来说的。</P> <P>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间相互争夺攻战的时代（这种相互争夺攻战从商汤、周武时就开始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仁政，所谓的“以德配天”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战争正义性的问题），利益集团间的争夺攻战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使他的子民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当然在客观上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有思想的圣贤哲人对这样的争夺的反感，也有不同的流露，老子向往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不相往来就不会有战争了），荀子说民为贵，墨子说兼爱非攻。墨子不但提出这样的思想，而且和他的门徒们身体力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他的目的，只不过为了实现“利天下”的理想。</P><P>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寻找一种完美的、能保障社会成员获得平等的生存、发展的、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与结构，墨子在他那个时代当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具有他的兼爱思想就可以实现“扶危济困”的目标，事实证明，这样依赖于人们提高自已觉悟水平的办法并不能实现他的目的。所以不管他再怎么热切的希望利益集团“听吾言，用我道”，终究难以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P>
武侠论
<P>侠一般是以暴力或是间接的暴力实现目的的，这种暴力是没有任何人进行授权，它是否能代表正义，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侠的暴力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是非法的暴力。这种非法的暴力与合法的暴力之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国家就是一个暴力机关，然而国家的暴力是代表公共的暴力，是依照明确的规则（法律）授权实施的暴力，是合法的暴力）存在着矛盾与冲突。</P><P>不管在什么时代，如果专属于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可以放任给个人行使而又不受约束的话，必然会造成社会的无序与混乱。例如刑事案件，绝对不能由某一个个人（纵然他是“侠”）来行使侦查、拘留、逮捕、起诉、审判、执行的权力。但是侠经常自觉不自觉的行使着这些权力，比如他路见不平，看到强大的恶人欺压善良弱者，于是就运用暴力将恶人打倒，以模糊的道德概念进行衡量、判断后作出自以为公正的判决，并且予以执行，该废武功的就废武功，该痛打的就痛打一顿，该阉了的就阉（比如不戒对田伯光的做法），该杀的就杀。错了怎么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过，基本上侠是自责一通了事，没见到过一个去投案自首的。</P><P>谢逊杀了那么多的无辜，也没有见他把自已怎么着。</P><P>侠是用自以为正确的暴力对付自认为错误的暴力的人。这并不见得高明多少──你骂人是错误的，所以我骂你就是正确的；你打别人是错误的，所以我打你就是正确的；我比你骂得高明，我比你的拳头更硬，所以我就是有道理的；既然我是有道理的，那么你就是错误的了。</P><P>侠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P> <P>侠是靠什么生存的？</P><P>韩非将其列为五蠢，是因为其不事产业，既然不事产业，那么他以何糊口？司马迁所记载的游侠，都算不上富足，甚至于是贫困的，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点来看，侠的消亡是必然的。</P><P>不事产业的侠，要么安贫乐道，要么去作食客，前者能守得住的人并不多，后者缺乏独立的人格。</P><P>侠没有经济基础，统治者又不欢迎，渐渐就沦为幻想，说得好听些叫作精神，近于精神胜利法的精神。</P><P>其实阿Q被赵太爷打了一记耳光后，也可以幻想有一个侠客去为他讨回这个公道的。</P> <p> 与风行天下兄再探“侠”</p><p> 文/秦九</p><p> <br/>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篇完全学术性的文章，当然，如果我有资格去说什么学术的话。文章中有与风行兄不同的观点，欢迎继续讨论。<br/> 再罗嗦几句，关于风行兄，我最初认识是因为他的这几句话：“初接触网络，对于所谓的网络写手我还是非常轻视的，我曾经以为这些速餐式的东西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文化，所以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完全是率意而为，那时我认为，过于认真完全没有什么必要。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已是多么的错误。所以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网络其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看了《笑评古龙》，觉得风行天下算是古派杰出的代表型才子。<br/> 咱闲话少说，书归正传。<br/> 风行列举了鲁迅的文章《流氓的变迁》和一篇介绍墨子和墨家学派的文字。经过一系列推论，之后得出了这样结果：侠，没有存在的必要。<br/> 我要说的是，我和风行对于“侠”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他讲的侠，更多是“侠”这样的人，这种类型的人，而我说的“侠”，更多的是指一种精神，一种理念。<br/> 韩非说“侠”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强调以法治国。其实这一点，无疑是继承和发展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道不存，后有德，德不存，后有仁义，仁义不存，后有信礼，信礼不存，而后有法。道家讲道德，儒家讲仁义信礼，韩非讲法。正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前边的都只是理想而已，而理想，和现实终究是有距离的，而讲法，最实用。程序化的法。在理想不存在的时候，只能用这个办法。这是下策。而下策往往是最实用的。<br/>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理想的重要性。没有理想，人类就不可能进步。“侠”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公平的理想，虽然这样的公平仅仅是个人的公平，但却是大多数人的理想。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象一辆车，只有油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刹车。速度太快，到了极限，那么就只有毁灭了。正是“侠”看到了程序与实质的矛盾，看到了实质的不公平，他敢与反对，敢于提出，让那些沉迷与程序的人知道，原来他们所谓的程序并不是完美的。社会才会进步。<br/> 那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被拉到警察局，糟蹋了。这是发生在陕西省泾阳县的真实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感受，或者已经麻木了，或者觉得悲哀，或者觉得不可思异。而我的感觉是气愤。这样的新闻每天都有，小煤矿的矿工为了生计，不得不拿命去换钱，而真的付出了生命之后，又能得到多少呢？你们是什么感觉，是不是这样的新闻看到的太多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感到庆幸或者是有趣，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br/> “侠”的精神是什么？<br/> 是在看到听到这样的事情后，能够表示出气愤，无论看到多少，听到多少，都不会麻木。<br/> 还是那句话，每一个时代，缺少什么，就需要宣扬什么。那些年，我们的媒体不是在宣传焦裕禄，李秀丽么？这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缺少这样的人。而我们这个时代，除了缺少清官和能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之外，更缺少有热心的有血性的“人”。<br/> 君不见，在汽车上，一小偷偷一妇女的钱包，而其他乘客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么？君不见一人路上出了车祸，血流满地，肇事司机逃逸后，其他围观的人那种漠然的表情么？君不见，在火车站售票处一工作人员和乘客发生争执而其他人的幸灾乐祸么？君不见……<br/> 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同，至少我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br/> 我能做什么？<br/> 我做不了什么，大家都做不了什么。<br/> 帮助别人也是需要本钱的，也是需要能力的。而我，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本钱，大家都没有，每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慢慢的，每一个人都变的麻木了。<br/> 而唯一还在的，就是良知，就是道义。我们还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或许这是最后值得欣慰的事情了。或许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而公理，我们都还藏在心底。<br/> “侠”就是要把人们心底的这种良知放大，让人们更加记得那些公理。至少，我们在看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开口谴责几句，而不是选择沉默。<br/> 开口，是需要勇气的，“侠”的勇气。<br/> 武侠小说，一种文学的载体，如果它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话。它的任务就是宣扬这种精神。<br/> “侠”的精神，就好象济公里的那首歌，哪有不平哪有我。<br/> “侠”的精神，就好象鲁迅的呐喊，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br/> 侠不是不需要，不是可以不存在，而是更应该存在，更应该宣扬。<br/></p><P>:emem34-dx </P><P>九儿啊，好久不见了。</P> <P>一个"侠"居然引来二位如此一番的旁征博引.......</P>
<P>二位实在够娴的.</P>
不是说么,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小恶而为之.
<P>"侠"其实就是人们内心衡量其言行的一把尺子.</P>
<P>因此,只有要人类社会存在,"侠"的概念及竟义就不会消失.</P>
<P>古代有"侠",当今社会一样会有"侠".</P>
<P>"侠"本身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P>
<P>而"武侠小说"就是把"侠"的概念更加具体化,明朗化.</P>
<P>除强扶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等等..</P>
<P>见义勇为,当今社会也有阿....... 用现代的话说是社会的凯模,模范英雄.....用古代的称呼是"大侠" "江湖豪杰"...</P>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7 0:48:28编辑过][/color][/align]
<b>韩非和法家</b><p></p><p>作者冯友兰 2004-10-15 点击396次</p><p></p> 西周封建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刑则不然、它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平民。这就是《礼记》中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上) <br/><br/><br/><br/>法家的社会背景<br/><br/><br/> 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小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天子、诸侯和大夫都是以血亲或姻亲互相联系着。在理论上，各国诸侯都是天子的臣，各国内的大夫又是各国诸侯的臣。但是在实际上，这些贵族长期以来都是从祖先继承其权力。逐渐觉得，这些权力并不是依靠忠君的理论取得的。因此，许多大国诸侯，尽管名义全归今央的周天子管辖，实际上是半独立的；各国之内。也有许多大夫之“家”是半独立的。因为都是亲属或亲戚，这些封建领主保持着社会的、外交的接触，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也都遵循他们不成文的“君子协定”。这就是说，他们是遵礼而行。 <br/><br/> 天子、诸侯高高在上，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这样的事情交给大夫们处理，每个大夫统治着自己领地内的百姓。大夫的领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所以贵族们统治他们的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为基础。于是采用刑罚，以保证百姓服从。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封建社会，人的关系，无论尊卑，都是靠个人影响和个人接触来维持的。 <br/><br/> 周朝的后几百年，封建社会制度逐步解体。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区别不再是绝对的了。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胜利地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要人物。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侵略和征服。大国的领土越来越大了。为了进行战争。准备战争，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极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机构和功能比以前越来越复杂得多了。 <br/><br/> 新的情况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时各国诸侯面临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自孔子以来诸子百家共同努力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多是不够现实的，不能实行的。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对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纲领。而是如何应付他们的政府所面临的新情况的现实方法。 <br/><br/> 当时有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诸侯常常找这些人打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诸侯相信的顾问。有时候竟成为首相。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 <br/><br/> 他们之所以称为法术之士，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治理大国的法术。这些法术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他们鼓吹的这些法术就是愚人也能懂会用。照他们所说，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得很好。还有些“法术之士”更进了一步，将他们的法术理论化，作出理论的表述，于是构成了法家的思想。 <br/><br/> 由此可见，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br/><br/><br/><br/>韩非：法家的集大成者<br/><br/><br/> 这一章，以韩非代表法家的顶峰。韩非是韩国(今河南省西部)的公子。《史记》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老子韩非列传》)他擅长著书。著《韩非子》五十五篇。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秦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可是他正是死在秦国的狱中，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他死于老同学李斯的政治暗害，李斯在秦国做官，嫉妒韩非在秦日益得宠。 <br/><br/> 韩非是法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理论家，在他以前，法家已经有三派，各有自己的思想路线。一派以慎到为首。慎到与孟子同时，他以“势”为政治和治术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37年)为首，申不害强调“术”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为首，商鞅又称商君，最重视“法”。“势”，指权力，权威； “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 <br/><br/> 韩非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八经》)明主像天，因为他依法行事，公正无私。明主又像鬼，因为他有用人之术，用了人，人还不知道是怎么用的。这是术的妙用。他还有权威、极力以加强他的命令的力量。这是势的作用。这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br/><br/><br/><br/>法家的历史哲学<br/><br/><br/> 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这个传统也许是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想方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极少迁徒。他们耕种土地，是根据季节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变化。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无论何时若要试用新的东西，总是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从中寻求先例。 <br/><br/> 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所以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是诉诸古代权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孔子的古代极威是周文王和周公。为了赛过孔子，墨子诉诸传说中的禹的权威，据说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孟子更要胜过墨家，走得更远，回到尧、舜时代，比禹还早。最后，道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取消儒、墨的发言权，就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据说他们比尧、舜还早若干世纪。 <br/><br/> 像这样朝后看，这些哲学家就创立了历史退化论。他们虽然分属各家，但是都同意这一点，就是人类黄金时代在过去，不在将来。自从黄金时代过去后，历史的运动一直是逐步退化的运动。因此，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复古。 <br/><br/> 法家是先秦最后的主要的一家，对于这种历史观，却是鲜明的例外。他们充分认识到时代变化的要求，又极其现实地看待这些要求。他们虽然也承认古人淳朴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有德一些，然而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物质条件使然，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照韩非的说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韩非子·五蠹》) <br/><br/> 由于这些全新的情况，出现了全新的问题，韩非认为，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决。只有愚人才看不出这个明显的事实。韩非用一个故事作比喻，说明这种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同上) <br/><br/> 韩非之前的商君已经说过类似的话：“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商君书·开塞》) <br/><br/> 这种把历史看作变化过程的观点，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不过老生常谈。但是从它在当时反对了古代中国其他各家流行的学说看来，实在是一种革命的观点。 <br/><br/><br/><br/>治国之道<br/><br/><br/>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国之道，如上所述，他们自以为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照他们所说，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立法。韩非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办，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 <br/><br/> 关于这一点，韩非写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 <br/><br/> 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br/><br/> 可以辩论的是，像这样的程序也并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识，还需要督察百姓的行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亲自做这一切事，他只要有术，即用人之术，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人替他做。 <br/><br/> 术的概念，饶有哲学的兴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学说的一个方面。法家用术这个名词表示的正名学说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 <br/><br/> “实”。法家是指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名”，是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担任各该职务的人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什么事。所以“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责任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操心，只要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务完成得好。君主就奖赏他；否则惩罚他。如此而己。 <br/><br/> 这里或许要问，君主怎么知道哪个人最适合某个职务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术就能知道。韩非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照这样来处理几个实际的例子，只要君主赏罚严明，不称职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职了，即使送给他也不敢要。这样，一切不称职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称职的人担任政府职务了。 <br/><br/> 不过还有这个问题：君主怎么知道某个“实”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这是君王本人的责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来检验。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厨子手艺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尝一尝他做的肴馔就解决了。不过他也不需要总是亲自检验效果。他可以派别人替他检验，这些检验的人又是“实”，又严格地循其“名”以责之。 <br/><br/> 照法家如此说来，他们的治国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这样进行统治，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br/><br/> 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br/><br/> 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但是他又与荀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以之为变恶为善的手段，韩非则对此不感兴趣。在韩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来，正因为人性是人性的原样，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上。 <br/><br/><br/><br/>法家和道家<br/><br/><br/>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韩非和法家认为，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无为的过程。他自己应当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韩非说：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换言之，君主具有种种工具和机器，用来进行统治，有了这些，就无为而无不为了。 <br/><br/>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br/><br/> 法家的治道，也是后期道家所主张的，只是词句上稍有不同。《庄子》里有一段讲 “用人群之道”。这一段既区分了有为与无为，还区分了“为天下用”与“用天下”。无为，是用天下之道。有为，是为天下用之道。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统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自己无为，而命令别人替他为。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是以无为用天下。臣子的功能和职责，则是接受命令，遵命而为。换句话说，臣子的功用是以有为为天下用。这一段里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 <br/><br/> 《庄子》这一段接着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同上)君主一定要这样，因为他万一考虑某件事，这就意味着别的事他没有考虑，可是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考虑他治下的“一切”事。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让他不自虑，不自说，不自为，但是命令别人替他虑，替他说，替他为。用这种方法，他无为，而无不为。 <br/><br/> 至于君主“用天下”的详细程序，这一段里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同上) <br/><br/> 很清楚，这个程序的后部分正与法家相同。这一段还继续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同上) <br/><br/> 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家对法家的批评。法家的治道。需要君主公正无私。他一定惩罚应当受惩罚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亲友；他一定奖赏应当受奖赏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仇敌。只要他有一些时候不能这样做，他的整个统治机器就垮了。这样的要求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力的人远远不能胜任的。真正能实现这种要求的还只有圣人。 <br/><br/><br/><br/>法家和儒家<br/><br/><br/> 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当以法以刑。他们坚持传统的治道，却不认识当初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变了。在这个方面，儒家是保守的。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时又是革命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传统上只按出身、财产划分的阶级区别，儒家不再坚持了。当然，孔子、孟子还继续讲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区别在于个人的道德水平，没有必要根据原来的阶级差别了。 <br/><br/>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所以，儒家要求不仅治贵族以礼，而且治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革命的。 <br/><br/> 在法家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将礼抛弃。只靠赏罚，一视同仁。 <br/><br/>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正由于这个原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br/><br/>来源：转自岳麓书院，原文为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四章 <p></p>注：冯友兰，河南省唐河县人。
<P>欢迎秦九的讨论。</P><P>我所写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近来我一直在思考侠产生的根源、侠有没有必必要存在等等话题，但这样的思考，往往没有正解。要想认识理解这样的问题，需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甚而是哲学方面都有一定的了解，偏偏我对这几样都是外行。</P><P>相信这样的讨论（不是争论，呵呵）是不会带任何意气之争的，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为了深入的理解问题，从而得到相对正确的答案。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往往没有正确的、一成不变的、标准的答案。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过去是真理，在现在是谬误。</P><P>下边进入正传，呵呵</P> <P>1、“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冯友兰</P><P>法家的思想，是一套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办法，它和现代的法治不同， 法家思想的本质仍然是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而不是建立一个制度，依靠制度保卫国家机器的运行。法家的思想依然是人治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冯友兰说，那是极权主义。</P><P>韩非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有制定法的人，那是君主；有执行法的人，那是官吏；有遵守法的人，那是百姓。所以法家也不是强调平等观念的，相反，它是竭力宣扬不平等的，这当然与现代的法治理念完全相反。</P><P>法律的出现远远早于法家的思想，夏朝，古代法律的主要形式即礼与刑已经出现，商朝刑法制度已初具规模，至西周时期，奴隶制法已趋于完备。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程序化的法”与法家思想并不能等同。</P><P>2、摘录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些话：“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当前我认为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他说的“整体幸福”，基本上与墨子的“利天下”有些相象，说到这里，墨子与古希腊哲人的观点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也说明东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但可悲的是，墨子的学说在后世没落了，这并不只是墨子一个人的悲哀。</P><P>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侠，是侠之大者，但是这样的人没有生存的空气、土壤与水份。历代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是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成功。或是被镇压，或是转化为统治者继续统治与他同样出身的农民，连统治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P><P>真正的侠者，是想创造一个绝对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作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P><P>
</P> 如果说侠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想理念的话，那么也必然需要一个承载者，那就是人。作为精神不可能独立存在，否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这二者实质上是相互依托的关系，不能割裂。 <P>"“侠”看到了程序与实质的矛盾，看到了实质的不公平，他敢与反对，敢于提出，让那些沉迷与程序的人知道，原来他们所谓的程序并不是完美的。"
其实程序和制度的制定者们对制度的弊病十分清楚，也无须回避，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程序与制度能达到绝对的公平与正义，通过制度所能获得的只是相对的公平与正义，不管是程序还是制度，都是由具有强制力的规则所组成，这个规则在发生效力之时是绝对权威的，即使存在弊病，但在没有废除之前，它仍然是权威而有效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弊病而拒绝适用，但会根据事实情况予以变更、修改、废除，或制定新的规则。
关键在于这个规则是什么人的意志的体现。这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价值判断是评价主体根据价值主体的需要，衡量价值客体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一种判断。如果一个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价值主体的需要，那么它就是善良公正之术，反之，就是恶法。
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虽然二者并不总是完全相符甚而要出现背离，但那是不得不以牺牲较小利益以维护较大利益的无奈之举。说到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裁判者是如何解决纠纷的。
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裁判者来说，首先他要查明事实，然后才能运用法律准则进行评价、分析、判断，作出裁决。自古以来，所有裁判者的思维，基本上如此。
然而裁判者并不是神仙，不具有通晓过去未来的本事，也不可能发明一个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亲身体验已发生过的事实，他能做到的，只是根据证据和良心（西方国家允许法官自由心证），尽可能的再现和恢复已消灭的客观事实，再通过分析判断予以认定。这样通过证据和良心认定的事实称之为法律真实。在舜的时代，一个著名的司法官叫作皋陶的，养了一只独角的神羊，他判案的时候，就把这只羊牵出来，让它嗅一嗅，这只羊嗅出了谁是输理的一方就一头羝过去，据说这个办法是百试百灵，所以我们现在还以独角兽为公平的象征。但这样的神羊也只是想象中的事情，将公平与正义寄托在一只动物身上也并不见得合理。
既然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能完全相符，那么裁判者根据法律真实所作出的裁判与实质正义不能完全吻合甚而背离也是正常的现象。辛普逊案正是因为警方伪造了一份证据，恰好又被陪审团所识破，陪审团以此认为警方其他的证据也不足以可信，不能证明辛普逊杀妻的事实，从而判决其无罪。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辛普逊是有罪的，但都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这是一个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完全背离的特例，但并不能以此完全否定程序正义。如果不讲程序正义，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认为是潜在的杀人犯被逮捕起诉，法庭可以不需要证据就对你定罪。不管是虚构的窦娥还是现实中的杨乃武，都是不讲程序正义下的牺牲。
过于强调程序正义，必然会造成放纵，但不注重程序正义，必然会形成冤屈。在放纵与冤屈之间，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我们在愤恨于被放纵的罪恶时，不能不想起那些冤屈下的亡魂。
以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为例，别人欠你一笔款，如果你要提起诉讼，就必须要证明对方欠款的事实。即使对方存在欠你款的事实（这是客观真实），但如果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方又加以否认，法庭是不会支持你的请求的，因为没有法律真实作为依据。这也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背离的一个例子，但程序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不能因为个案的公正而使整体的公正丧失。如果不讲程序正义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没有任何证据对他人提起诉讼，他的请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我们每个人都必然要生活在惶惶不安的状态中，社会就会混乱、无序，甚至于崩溃。
我们所要做的，是让程序正义尽可能的接近于实质正义，但决不可以放弃程序正义，而将正义与公平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事实已经证明那种做法不但愚蠢而且危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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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6 17:57:45编辑过][/color][/align]
<P>但是因为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并不是完全相符合的，甚而要出现背离。在实质正义无法得到伸张的时候，
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是冤气冲天愤愤不已──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实质正义无法得以伸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受程序正义的制约无法达到，这是允许的，另一种是因为裁判者的故意枉法造成的。
开封有个包青天，除了包青天外，还有海青天、刘青天，但都没有包青天那么名气响亮，原因不在于包青天能达到绝对的公平与正义，而是他有更大的权力──他是开封市市长兼公安厅长兼检察院检察长兼开封市高级法院院长（开封当时作为首都，其级别当然应当高些），并且他的判决不允许上诉，一般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并立即执行。这就是我们的青天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权力的迷信。
我决不相信宋代的刑侦技术能达到多么高的水准能让包拯不会办错一个案件，在那个时代刑讯逼供是法定的取证方式，很难让人相信在他的大刑伺候和三口铡刀的恐吓下有多少案件是绝对公正的得到了审判。人们之所相信包拯，也是因为他敢于向皇帝叫板──打龙袍，铡陈世美，也敢于大义灭亲──诛杀侄子包勉，象这样一个不畏强权不徇私情的人，是很容易受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的，所以人们宁愿相信，凡是包公审理的案件，都不会有错。
过去人们有了冤屈，大抵都是向上反映，认为县里的判决不公就到府里去喊冤，得不到解决就向省里反映，或是等钦差大臣巡访时拦轿下跪，或是进京告御状，总之是寻找权力更高者解决问题。这并不是他们认为掌握权力更高的人具有更高的水平，而是因为那些人的权力可以压制下级官员，从而使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
总之，还是对于权力的迷信。
在本质上，青天与侠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青天是运用公共权力使个案得到公正，侠客是运用个人武力使个案得到公正。在国人青天情结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对侠客的幻想。
往小的方面说，侠客就是通过个人的暴力，达到扶危济困的目的。蒲松龄写过一个关于聂政的故事，说怀庆潞王强抢民女，经聂政之墓，聂政自墓中出，手握白刃，逼迫潞王放弃了他的打算。这样的故事虽然明知是想象也让人读来痛快淋漓，以潞王这样的高层，法律恐怕是难以对他起到制约的，通过法律也讨不来什么公道，但侠客以其个人的暴力就达到了法律所不能达到的目的，怎能不让人对侠客浮想联翩？
侠客可以不受规则的约束，可以无需开庭审判，他就是法官，他就是刽子手，他行侠仗义的权力来源于他的武力，他可以根据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依照道德规范进行判断作出裁决，并且亲自执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能达到目的，全是因为他的武力比他人要高，在这一点上，和青天的权力大没有什么区别。青天没有权力，就做不了青天；侠客没有武力，也就不能行侠仗义。
但青天是现实的实在的，侠客可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人们有了冤屈，还是找青天的多，找侠客的少。对于侠客，只是郁闷中的幻想。在想象中侠客有通天彻地的本事，可以飞剑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也正是在这样的想象中，侠客成为一批隐于世外专门打抱不平铲除邪恶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在这些神人被演绎 成真实的存在后，人们对于希望侠客解决自已苦难的幻想更加强烈，有时干脆就放弃了反抗，坐等侠客从天上飞来。
聂政可以从坟墓中走出来，侠客又怎么不能从天上落下？
把公平与正义寄托于青天这样的个人身上，本来就是危险的事情，寄托在侠客身上，索性就成了自我麻醉了。说那是精神胜利，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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