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六记
 
2016-06-15 08:45:03  作者:冰之火  来源:本站原创  评论:0 点击:

  一
 
  “武侠”这个词清末才由日本传入,但武侠小说的实质从唐代传奇就开始了。发展千百年而下,神怪、武术、军事、历史、冒险、民族文化、推理、言情、科幻无所不包。
 
  成立的条件有二:一,以武力斗争为基础,包含斗智、斗法术;二,以“义”为核心价值。有些人加上:三,以“几百年前的古代”为背景;四,以“传统艺术形式”为表现。不过这么说是有问题的。自从古龙完成“以西方文学观为主体”的革命,第四项就可以再见了。至于第三项古代背景,民初平江不肖生写霍元甲、姚民哀写革命党会,年代和作者相去不远,谁敢说他们写的不是武侠?所以,古龙《绝不低头》深入都市底层,温瑞安写《今之侠者》,黄易《寻秦记》由未来回到过去,刻意打破“古代”迷思。
 
  有些人高喊“侠重于武”,却又执着于表象,以为“武”传统而神秘,枪炮则是外来、科学的,军事和枪战小说不算武侠。这种观念太狭隘了,难道“武”只是“传统武术”?
 
  侠又是什么呢?侠者,夹也,挟也。两个人一左一右,夹辅中间的人。侠,凭恃武力辅佐或者被辅佐。但这个解释过于空泛,我们再加上两个意涵:一,《韩非子?五蠹篇》说“侠以武犯禁”,私人武力冲撞公家秩序,社会力冲击政治力。反过来说,维护秩序、防堵溃堤、补公权力之不足,也可称为侠。乱世时国家机器衰微,私人武力大盛,是侠豋场的好时机。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和《墨子.兼爱下》,游侠和墨者有可靠、刚毅果决、解人之危、不怕死和潜敛的人格特质,并且坚持某种道德,这就是开头说的以“义”为核心价值。只不过对甲而言,“保民卫国”是义;对乙而言,“对得起朋友”是义;对丙而言,复仇至上,复仇才是义。然而,侠的武力本质多少抵触法令,妨碍了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侠是不合乎“正轨”、“正义”的。但无论哪个年代,没有一个政权是完美的,所以侠客也就永远不死。
 
  依照“义”的取向,我们可以把侠分为五类:第一类,替天行道、扶弱倾危。春秋时代王权崩解,墨者组成了号令严明的武装集团,对抗吞并弱小的霸权。他们无条件的利他,并且超然自主。第二类,怀仁施恩,包括贵胄、黑社会老大,他们为人也为己,与政权有竞合关系。第三类,以刺客聂政、专诸,公人展昭为代表。你对我有恩情,我就报答你、追随你。第四类,纯粹挟持武力谋利,或者讨一口饭吃。第五类,独来独往、不受约束,自有一套孤傲或世外价值。
 
  二
 
  先秦已经有游侠集团,第一个武侠小说的辉煌时期却迟至唐代。诗仙李白本身就是剑侠,又是道士、浪子、醉客。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群魔乱舞;适逢其时,小说形式发展成熟,于是唐传奇融入了豪侠成分。又经过了数百年,元末明初的乱世中,《水浒传》开展了武侠小说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唐传奇是读书人的短篇、文言产物,《水浒传》则是长篇、白话,源于民间的话本(说书)、杂剧。一群强盗的故事挤身不朽经典,可见与其相对的朝廷,人民抱持什么样的心思。《西游记》、《封神演义》中也有相当的武侠、讽刺成份。至此而下,小说大盛的明清时期,文言和白话武侠屡有佳作,但不脱唐传奇和《水浒传》等影响。
 
  因此,“长期战乱”是武侠大繁荣的养分。清末民初列强侵凌,内战不休,百哀齐至,党会(侠)在革命中起了作用,有助于武侠小说又一次的灿烂辉煌。但是梁启超鼓吹新小说革命,主张用以教育、开化民众,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运动紧接着发动,小说阵营由是分为新、旧两造,新对旧大加挞伐。新小说影响知识分子、青年人,以写实主义、关怀家国为大宗;旧小说持守“休闲”传统,迎合大众,读者涵盖名门闺秀与市井小民。以今日看来,多数旧小说保留章回体和说书口吻,也有人写些风花雪月的事,然而不少作者通晓洋务,甚至参与反清革命,很难以“抱残守缺”形容。他们的“罪过”,也许是制造“堕落”的市民趣味。
 
  这场对峙,由新小说拿下正统而缓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四九年政权轮替后,在破旧立新的挞伐下,“旧派”最大宗的武侠小说近乎歼灭。大宗师还珠楼主被说成“放毒者”,忧愤而卒。六○年代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把武侠列入鸳鸯蝴蝶派,逞其道德审判之能事。其实“鸳鸯蝴蝶”本指文言哀情,兼指情境和语言表现,和武侠风马牛不相及。这给掌权者很好的前车之鉴,就是在文艺这档事上不要泛道德化、放狗咬人,否则害死的不只是作者,更是潜藏的作品生命。因为道德究竟怎么回事,你根本不晓得;时过境迁,最不道德的可能是你。
 
  三
 
  民国以降的武侠创作,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功劳很大。前者影响深远,甚至被视为开山祖师。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作者,但由于精通武术、热血爱国,一手写《江湖奇侠传》,一手写《近代侠义英雄传》,浪漫与写实并进,引领风潮。后起的顾明道《荒江女侠》强调冒险、侠情,姚民哀则致力于近代帮会内幕,文公直在“历史武侠”中出类拔萃。林林总总百余位作家,九成以上属于南派,也就是上海派,但是作品的水平有待提升。
 
  一如张恨水、刘云若拔高了社会言情小说,武侠的大跃进也是北派推动的。自二○年代后期,北派五大家陆续登场。还珠楼主是四川人,朱贞木是浙江人,但他们的声名成于京、津,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更是地道的北人。在日军气焰高涨、沦陷区垂头丧气之下,人心寄情于武侠;寥寥可数的北派作家,将创作水平推上高峰。因此武侠圣地在天津,而非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如果和后来的香港合观,天津、上海、香港,正好一北、一中、一南,而且都是通商口市、租界或殖民之地。把王度庐发迹的青岛加进来,属性同样如此。
 
  还珠楼主和郑证因写法传统。然而,前者的剑仙故事傲视古今,数百万字的《蜀山剑侠传》热情奔放、如诗如画、包罗万有,人称“武侠百科书”。白羽《十二金钱镖》系列、王度庐《鹤-铁五部曲》刻画人性,融合西方笔法,竖立社会写实和爱情悲剧之大旗。郑证因《鹰爪王》从姚民哀发展出帮会技击路线,朱贞木《七杀碑》、《蛮窟二部曲》由顾明道、还珠楼主揉合出奇情推理路线。但我们强调:“奇情推理”不是新发明。程小青《霍桑探案》模仿《福尔摩斯》,孙了红《侠盗鲁平》模仿《亚森罗苹》,俞天愤、赵苕狂也是侦探小说名家。所以倪匡的《韦斯利》、古龙的《楚留香》、《陆小凤》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触角伸到武侠以外,我们将更清楚源流。
 
  四
 
  旧派小说被扫进畚箕后,武侠基地转到海外的港、台。尽管“侠以武犯禁”,流亡的国民党封锁了旧派和香港名家的作品,台湾仍出现数以百计的创作部队,正如在社会底层,帮会依然声势浩大。香港代表是金庸、梁羽生、蹄风和张梦还等人。台湾先是卧龙生、司马翎和诸葛青云扛鼎,古龙后来居上,伴霞楼主、孙玉鑫、慕容美、柳残阳、云中岳、东方玉、独孤红、上官鼎也是重量级作家,他们促成了武侠的又一次高峰。然而,在古龙如日中天的一九七○年代,大环境已然衰微,尽管有温瑞安、黄鹰拔剑而起。金庸成神、黄易热卖的二十一世纪,武侠更来到“死了没有”的弥留阶段。这几年武侠文学奖办了不少,每一部都标榜“某某之后最那个的那个”,牛皮越吹越大,连冥王星都听得到。
 
  梁羽生被香港媒体封为“新派之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做的接近白羽、王度庐、朱贞木的改造工作,说书感强烈,回目还使用诗词、对句,没有超脱平江不肖生的神怪、爱国情调,在文化质感上离王度庐也有一段距离。因此,视为新的“才子佳人”或“名士风流”路线是可以的,说“新派”就过当了。香港自战前就有夹杂粤语的“广派”武侠,说的是黄飞鸿、南少林故事。相对于这些老掉牙,梁羽生可以算新品种,比之北派五大家却不然。简单地说,既然内地创作停摆,而梁羽生在香港打响第一枪(1954),理直气壮当上了新祖宗。可是台湾的郎红浣早了两年开笔,我们怎么看?很简单,郎红浣默默耕耘,没有带动本地创作,更别提跨海影响香港。反过来说,梁羽生是左翼青年,刊登的是左翼报纸,虽然掀起创作热潮,很快就被台湾封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港、台各自模仿旧派小说,梁羽生未如当年平江不肖生影响深远。 
 
  约定俗成,我们可以同意梁羽生是新派之祖,但必须清楚那个“新派”是什么意思。那个新派,和胡正群提出的“古龙之前无新派”属不同层次。就像“青”字包含“绿”和“蓝”,“新”也有三种意涵:一是时代性的划分,“旧派”被终结,梁羽生重振武侠声威;二是香港当地的对比,梁羽生突破广派窠臼;三是就武侠本身流变、深入骨髓的质变,古龙是这一种的“新派之祖”。如果加入第四种意涵,流动的、现在进行式的“新”,即新即旧,即旧即新,区分失去意义。
 
  五
 
  武侠作家的籍贯分布是有趣的。有些地方没有出产名家,包括陕甘夏、新疆、内蒙古、东北、云贵、青藏、福建、海南。东北及福建挂零,令人错愕,因为在民国小说史上,这两地人才辈出。至于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倒不意外。令人惊艳的是,广西地荒人稀,却一口气出了梁羽生、云中岳两位名家;再想想白先勇,民国以降,西江果然地灵人杰--现实的原因则是地方军阀保障,促成文艺的小繁荣。
 
  如果把广东合起来观察,你就知道岭南多么重要。广派我们不提,金庸、梁羽生在香港我们也不提,连台湾的司马翎、古龙也和香港渊源颇深:前者是汕头人,在香港度过年少岁月,中年又从台湾回到香港;后者则在香港生长,并藉由香港期刊、影视光大作品,连力肖其风的黄鹰也在香港。温瑞安是马来西亚人,祖籍广东梅县,虽然成名于台湾,未几便因政治因素萍飘香港。香港,香港,它的自由使它成为避风港。近年称霸之黄易私淑司马翎,也在香港。
 
  汉唐京都所在的关中,到了明清已经成了“边区”,清代官员吴庆坻《庚子赴行在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今日所经,荒象弥甚,民多穴山而居,土室鳞次。闻自遭兵燹,二三十年来久苦贫乏,今益十室九空,大都流亡,男妇存者面有饥色。弥望百里,不见寸碧,河流微弱,难资灌溉,急盼春雨,犹堪种荞。种麦已无及,此方向恃荞麦,尚可补栽。耳目所接,不忍听睹,回首蜀疆,殆别有天地矣。推究秦民致贫之故,非伊朝夕,水利不修,农力不勤,风气拙朴,益之惰游,官吏狃于故常,士民安于固陋。尤可痛者,贪种罂粟,夺榖食之利,男妇十人五瘾,幼稚亦且吸食,不知工作,不解树艺,愈惰愈拙,愈拙愈贫。一遇灾祲,束手待毙。”读来令人鼻酸。西北内地贫困,而东南沿海富庶,屡屡引发矛盾。一九四○年代“延安文学”反映的“内地反扑”,实为时势所趋。然而,武侠文学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不管在大陆或港、台,名家无一出自陕西,可见人才的养成不易。所幸文革结束后渐有成效,我们期待陜西名家的出场。  
 
  同样处于北方内陆,河南、山西名家也不多,但个个重要,群集台湾:卧龙生是镇平人(南阳附近),独孤红是开封人,诸葛青云是解人(安邑附近)。不过这几位和岭南名家一样,都是一九四九年后粉墨豋场的。战争是不幸的,但它带动的迁徙促成人才出头。
 
  京津名家甚多,旧派有白羽(祖籍山东)、郑证因、王度庐、徐春羽等,河北也有赵焕亭(玉田人),几乎囊括顶级名家。这其中,赵、王还是旗人,如果加上台湾武坛的前辈郎红浣,以及严肃文学界的老舍,旗人的“京师经验”委实帮助良多。山东人也多,扣除白羽,还有孙玉鑫、柳残阳、萧逸、古如风(萧逸之弟)、雪雁、忆文等在台者,其中孙、柳出身青岛。
 
  南方的四川、湖南人材济济,无论在雅、俗文学界都有巨星,前者如巴金、沈从文。四川武侠名家有旧派的还珠楼主(长寿人),在港的张梦还,还有在台的伴霞楼主、高庸。湖南有旧派的平江不肖生(平江人),还有在台的上官鼎三兄弟(衡阳人)、独抱楼主、武陵樵子、秋梦痕等。相对而言,一九四九年以前比较重要,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是前、后任武林盟主。 附近的湖北只有一个易容(卧龙生的影武者),大为失色。
 
  自从清末铁路通车,江西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湖南压倒。旧派较出色者仅有文公直(萍乡人,贴近湖南)。但一九四九年后,众所皆知出了古龙(南昌人)。鄱阳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江苏、浙江自明清以降即为中国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民国小说史上的关键性也是无庸置疑的。武侠方面,浙江更重要些,包括旧派的朱贞木、戴愚庵(皆绍兴人,成名于天津),以及一九四九年后的金庸(海宁人),东方玉(余姚人)等。只需再加上杭州人高阳(历史小说家),严肃文学界的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吁、穆时英,已足够说明一切。江苏声势较弱,知名者如旧派的顾明道(吴门人)、姚民哀(常熟人),在台的慕容美(无锡人)、曹若冰(泰兴人),在港的蹄风(上海人,纳入江苏计算)。千万别看不起江苏,自刘鹗、曾朴以降,数以百计,旧派(含社会言情等)名家绝大多数是江苏人。邻近的安徽受限于发展,仅出了司马紫烟。
 
  最后谈谈台湾本地作家。陆鱼与古龙同为新派推手,秦红也屡见新意,另外还有“鬼派第二人”田歌、二十一世纪新兴的九把刀等。台湾和上海、天津、香港一样,真正的本地人不多,但海纳百川,同为近现代武侠文学史上的核心。这和张爱玲虽然是河北人,却成了上海文学的金字招牌,道理完全一样。
 
  六
 
  研究金庸武侠者形成了“金学”。近年研究古龙小说者日众,隐约有“古学”的态势。不过,相对于前者的量少质精,古龙廿五年中产量惊人,前后风格不一,表现大起大落,加以英年早逝,研究相对困难。如果对金学而言,“版本”是基础工程,古学就得加上“分期”一项。连古龙自己也做过归纳,提出三或四个创作阶段的说法。不过,作者生前未能综观全局,交由后人盖棺论定,可能更为合宜。摘录六家意见,提供参考:
 
  一、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三阶段说
  (一)起步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模仿他人,三流之作
  (二)飞跃阶段: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起点为《大旗英雄传》,独创性明显
  (三)高峰阶段:一九六九至一九八四年,风格成熟,《多情剑客无情剑》为代表
 
  二、覃贤茂《古龙传》四阶段说
  (一)试笔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
  (二)成熟阶段: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
  (三)辉煌阶段: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五年
  (四)衰退阶段: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四年,由曹正文高峰阶段分出,以《白玉老虎》为转折点
 
  三、陈墨《武侠五大家品赏》三阶段说
  (一)起步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苍穹神剑》至《大旗英雄传》
  (二)高峰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武林外史》至《天涯.明月.刀》
  (三)衰退阶段:一九七三至一九八四年,《火拚萧十一郎》至《猎鹰》、《赌局》
 
  四、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四阶段(期)说
  (一)新派奠基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孤星泪》至《浣花洗剑录》
  (二)新派发皇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武林外史》至《多情剑客无情剑》
  (三)新派转折阶段:一九七零至一九七六年,《萧十一郎》至《白玉老虎》
  (四)衰退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
 
  五、陈康芬《古龙小说研究》四时期说(淡江大学论文)
  (一)传统时期: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
  (二)奠基时期: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浣花洗剑录》至《绝代双骄》
  (三)创新时期: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
  (四)衰微时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
 
  六、元人〈古龙创作五时期〉五时期说(空中花园部落格,无国界读书会)
  (一)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草创,模仿
  (二)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浣花洗剑录》至《武林外史》。自觉,成长
  (三)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三年。《绝代双骄》至《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推陈出新,然未具自我风格
  (四)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九月鹰飞》至《白玉老虎》。成熟,顶峰,但爬得高摔得重
  (五)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已死而未死透
 
  意见纷歧。一方面受客观数据影响:错误的年表流传、代笔、冒名和盗版泛滥、连载和出书时间不一。《大旗英雄传》动笔于一九六三年,一般径以杀青之一九六五年标注之。《边城浪子》成于一九七二年,普遍误为一九七六年。前三位大陆评论家隔岸兴叹,有如瞎子摸象。元人更离谱,竟以《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为一九七三年,《陆小凤传奇》为一九七六年,不胜枚举,连考证工夫也不做。
  主观方面,各家指标也不同。起飞点,《大旗》、《浣花》、《武林》各得两票。古龙创作后期出现衰象,曹正文未能划分,其它五家有四家以《白玉老虎》为转折点,陈墨则大笔一挥,把一九七三年以后通通划入衰退期,和曹正文的视而不见形成对比。元人之大架构独具慧眼,然错解“原创”和“特质”的关系,乃至判定第三时期尚无自我风格,夫复何言?
 
  顾及多段式进步和后期的优劣杂出因素,笔者采取五期观点:
  (一)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潜伏期。三年。
  (二)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攀升期,《情人箭》、《大旗英雄传》至《绝代双骄》。四年。
  (三)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二年高原期,《楚留香传奇》至《边城浪子》。六年。
  (四)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震荡期,《陆小凤传奇》至《英雄无泪》。六年。
  (五)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全衰期,《午夜兰花》至《猎鹰》、《赌局》。六年。
 
  攀升期作品异于潜伏期之处:一,水平提升,篇幅扩充。扣除系列故事,古龙最庞大的六部作品都出现在攀升期。二,逐步建立诡变风格、推理路线。三,频繁运用“拟宫廷化”概念,淡化传统门派的权威。四,复仇者,潜伏期以“少年|父仇”为主,攀升期主要与女性“因爱生恨”有关。五,与出版社稳定合作。潜伏期合作对象高达六家。攀升期主要由真善美、春秋出版。
 
  高原者,高度大,起伏小。高原期有别于攀升期如下:一,文学史上的宗师地位。古龙以《铁血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奠定金庸接班人的地位,并举起“求新求变”的大纛。二,由长篇大论转为系列故事、分段式长篇等,节奏更为明快,分行更为频繁。三,故事的精炼、寓意化,如《桃花传奇》。四,电影概念的深化,如《萧十一郎》。五,复仇故事近乎消失,《边城浪子》颠覆了复仇类型。六,“拟宫廷化”退潮,“帮派书写”取而代之。七,“香港首载”。大部分作品先刊登在香港的《武侠春秋》和《武侠世界》,然后才交由台湾出书。
 
  震荡期和高原期的分野:一,创作曲线。高原期创作质量稳定,笔力饱满。自《陆小凤传奇》第四部出现疲态,而《九月鹰飞》、《火拚萧十一郎》狗尾续貂以降,作品好的极好,差的极差,乃至自我重复、交付友人代笔。二,句短意长,分行更频繁,情境的诗化更明显,如《天涯?明月?刀》、《三少爷的剑》。三,传统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开始邀稿。
 
  “全衰”的意义必需解释。并非暗示震荡期为“半衰”,或最后六年毫无可观之作,而是“再无第一流作品问世”。弟子代笔颇多,亦可反映一二。古龙酒色不禁,至此力不从心,欠缺活力。“楚留香”和“小李飞刀”结束在悬疑失控的《午夜兰花》(尽管创意十足)、近乎大纲的《飞刀,又见飞刀》,可思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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