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①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哪个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东学党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比较难对付，所以才取得一点点胜利。而且，朝鲜政府军也太软弱了。一般说来，军队是打胜不打败……东学军败上一次，就将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完蛋！”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打上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决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凯都已接到情报。杉村知道，朝鲜政府会采纳闵泳骏的主张，向袁世凯求援。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确信如此，前一天向东京发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这真是一个天下太平的轻松乐观的判断。
　　东京。
　　弹劾提案通过之后，或者伊藤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二者必选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最大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但陆奥外相读了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后，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议题。他一手拿着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阁僚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总理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关于朝鲜的事，”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为置重点于和平手段。《蹇蹇录》中引用外交机密文件甚多，这些文件最初虽不会公诸于世，但迟早要被世人所知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做出原则性很强的样子。
　　实际上，他的训令正相反，果断措施远比和平手段受重视。从当时在座的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陆奥外相的训令就差没说出：一定要执行开战的方针政策。
　　陆奥外相送走大鸟公使之后，还自言自语：“他真的明白了吗？”略感不安，应该再明白一些地告诉说：“绝对要打一仗！”陆奥并不认为大鸟头脑迟钝，只是对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鸟的政治观点是日清同盟论。他认为，在东亚反抗西欧列强的压迫，只有日中同盟这一条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主张日中两国共同合作。
　　但陆奥不这么想。陆奥认为，应该由日本独占朝鲜。
　　大鸟这个人也确有古代遗风。
　　陆奥坐到椅子上，用拳头捶打膝盖。他今年五十岁，大鸟圭介比他年长十一岁，去年满六十。虽说是训示，但陆奥对大鸟无论如何在用语上也得尊重些。大鸟走出房间时，目光炯炯，面带笑容，这是什么意思呢？
　　陆奥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鸟的微笑是嘲笑吗？他也许在心里骂着“小崽子”。
　　陆奥宗光生于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轻时同长州的桂小五郎交往，从事勤王运动，参加过土佐的坂本龙马的海援队。明治维新后，他的命运也有过多次起伏，但总是在太阳照射之下。
　　陆奥还是学生时，大鸟圭介已任幕府的陆军奉行。大鸟反对大政奉还，也反对江户开放，是个主战论者，曾在函馆五棱郭战斗过。
　　陆奥心想：我也是有骨气的人，坐过牢的不只是你一个！
　　刚才，陆奥真想冲大鸟背后这么喊一句。大鸟曾被明治政府投进监狱，而陆奥明治十一年参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运动获罪，也坐过五年牢。
　　陆奥想：你的骨头倒是旧了一点，因为有一部分骨头是在闲谷制成的。
　　不错，大鸟圭介在备前的闲谷黉学过汉学。陆奥认为，大鸟的日清同盟论是受了闲谷汉学的影响。
　　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岁，是所谓的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进行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此机构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这时的总理衙门由皇族的庆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庆亲王自从光绪十年（1884年）接替恭亲王之后，任此职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寿恒、兵部尚书孙毓文、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理藩院尚书崇礼、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宗室的福锟等，后来出名的荣禄此时是步兵统领，他成为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是在这年的十二月。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他还没到衙门来。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吁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坏，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常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要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启程只需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被落下。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计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计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计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军舰“八重山”的舰种属于“报知舰”，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大鸟公使到达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两千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四百二十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鸟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四百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从朝鲜当地来说，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八重山”号到达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军到达仁川”，得知这个消息，朝鲜政府非常惊愕。
　　在汉城，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
　　《全州和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因为朝鲜全国一致希望：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军队撤回。
　　中、日两国是接到“朝鲜大乱”的通知才派兵前来的，若让撤兵，就得拿出“朝鲜之乱”业已平定的证据给两国看看。在避免外国武力介入上，政府和东学都抱有同一态度，因此，《全州和约》在6月10日到11日之间签成。这时，清军正从牙山湾登陆，日军已进入汉城。
　　在朝鲜政府的会议上，激烈地讨论了责任问题，以便处分一个责任者，使一切付之流水。这是朝鲜常用的政治解决办法。朝鲜政府确实向清廷请求过援兵，现在则想偷天换日，说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纯属个人的任意行为”。
　　最热望清廷派兵，最害怕东学的，就是闵氏一族。
　　东学倡导打破现有体制。在朝鲜，维护现有体制的，只有闵氏一族。动摇闵氏一族权势的是东学，而这个东学，又有与闵氏一族的死敌大院君相勾结的征兆，若不尽早把东学镇压下去，事情就会更加糟糕。因此他们不惜引来清兵，也必须把东学击溃。代表闵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经理厅大将闵泳骏。现在要把一切罪过都扣到他的头上。
　　朝鲜政府恳求袁世凯：“希望未到达的清军，在中途返回去。”
　　朝鲜政府认为，因为清军来朝鲜，所以日本也派来军队，倘能让清军撤回，日本也一定会撤兵。
　　“少开玩笑！”袁世凯大喝一声。
　　出兵是根据朝鲜的请求，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整顿装备，备齐辎重，做了所有的准备，又搭乘军舰、轮船，随便在半路上停下来，怎么可能呢。
　　“可是，日军也来了，如果两军驻在同一地点，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事情。”朝鲜政府倾诉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凯沉思起来。现在让日军进入汉城是很不妥当的。“总之，先让日军暂时留在仁川，说服他们停止进入汉城……嗯，至少也要延缓。”
　　“正想如此。”
　　“大鸟圭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袁世凯想起大鸟一直主张日清同盟，认为有可能说服他。不过，也有些不安，到了这时候他才发觉上了日本使馆人员的当，是他们一再鼓动中国出兵的。袁世凯原以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过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小部队。可是，当中国通知出兵时，它仿佛早就预备好了，几乎同时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给人的印象是人数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后，袁世凯让朝鲜政府赶紧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朝鲜政府一再说“我国政府并未请求贵国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却完全不予理睬，说什么“你先读一读《天津条约》，特别是第三条”。
　　阻止日本出兵是办不到了，这和让中国在中途停止一样，根本办不到。
　　袁世凯这时只盼望把牙山登陆的清军先一步引进汉城来。
　　“好大的雨呀！”袁世凯在汉城的公署衙门里，隔窗望着暴雨，说道。“明天应当去仁川！”
　　按照清军的惯例，登陆、调动等军队活动，遇雨就停止。袁世凯以为日本军队也会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动，所以明天去也来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汉城，哪里料到日军却喜欢在雨中行军，而且在争分夺秒，要抢在清军前面到达汉城。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么会因雨而停留不动呢？
　　次日（6月10日），日军进入汉城，在日本公使馆的小山丘上构筑阵地。
　　“噢，想不到这里是这么宁静！”
　　城里与平时一样安定，大鸟公使可有点扫兴了。杉村代理公使在旁边苦笑。借口朝鲜有动乱才出兵的，如果过于平稳，就太让人尴尬了。
　　“特别是最近几天，人心突然平静下来。”
　　杉村报告说。
　　全州失陷已经十天了。虽然朝鲜政府控制着消息，但风声早已传开。同时，政府军同东学在全州进行和解谈判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汉城市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子可算太平了。然而，正在这时，日本军队却吹着军号开进了汉城。
　　杉村继续报告：“人心安定也是由于粮食价格下降。”
　　政府和东学谈判的内容从各种渠道飞向汉城和其他城市，其中有这样一项：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垄断商人，没收粮食。
　　那时代，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米袋数是经济流通单位。到处都囤积着谷物。弄不好囤积者要受惩罚，于是想赶快把粮食卖掉，本是人之常情。这样一来，米价下降了。主食价格下降，意味着民生之安定。
　　“这件事变得不寻常了！”大鸟圭介手拍前额，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