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经之处，据说寸草不留。就连孙文费尽心思才拉进兴中会的会员，也会遭他连哄带骗地劝说道：
　　——我们其实是革命派，只不过暂时挂着保皇会的招牌。大伙同样在家乡都有亲人嘛！为了他们的安全，还是请你加入保皇会吧！
　　连在夏威夷的孙文之兄孙眉也成了保皇会的会员。保皇会的机关报《新民丛报》及其前身的《清议报》，实际上也偶尔会刊载革命论调的文章。
　　正因如此，日本兴中会的会员人数锐减，而保皇会会员则是暴增。这不得不归功于梁启超的八面玲珑的手段。
　　“这是任公（梁启超）大获全胜。真希望我方阵营也有这种论说家。”
　　孙文说道。
　　所幸，这种挫败的失落感只是暂时现象。最近刚开始增多的留学生几乎全都对革命思想倾心，加入兴中会阵营者也越来越多。
　　一种逆转现象正在萌芽当中。
　　犹如逆贼候补人般的激进派学生若来到日本，势必对清朝方面造成困难，因而当局规定入学时须缴交公使馆的保证书。其中尤以陆军学生的保证书最为严格。
　　吴敬恒并非留学生，而是留学生的领队。他出身江苏省无锡，在一九○二年曾带领广东的留学生欲进入成城学校就读，因而与公使馆发生冲突。公使召日本的警察入公使馆内，将他拘禁并强制遣返。
　　恰巧此时蔡元培（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为考察而来到日本，决定搭同一艘法籍船返国。因为若船去到天津，吴敬恒必然会遭清朝官府逮捕，为预防此一结果，蔡元培便陪他返国。两人先前原本就是在南洋公学（后来的交通大学）同执教鞭的同事。所幸船先在上海靠泊，两人便下船遁入清朝官府无权管辖的外国租界。
　　一九○二年，孙文在年初与年末都未滞留于日本。
　　一月二十八日，他先搭乘八幡丸赴香港，停留了六天又返回日本。香港政府对孙文的五年期间禁止入境限制已经期满解禁。
　　四月有亡国纪念会之举行，七月他偕宫崎滔天同访冈山的后乐园。宫崎将此行载于其年谱稿中，谓：
　　——目的是安慰因爱妾之死而悲伤的孙文。
　　但宫崎滔天并未提到孙文的爱妾究系何人。
　　十二月，受法属印度###总督杜美之邀，为参观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而赴越南。
　　法国似乎也开始注意到中国即将继起的下一个政权。这显然说明了清朝时日无多已经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常识。
　　在香港的陈少白与孙文会合共赴河内。香港的同志李纪堂致赠二千元饯别金给陈少白。
　　前一年，李纪堂因大富翁父亲过世，此后用钱更加自由。
　　兴中会的辅仁系大将谢缵泰在杨衢云遭暗杀后，意图拱出容闳担任兴中会的会长。
　　光凭此举便知谢缵泰不肯买孙文的帐。纵然容闳比孙文年长三十八岁，他仍不改对其支持之意。
　　高龄已七十三岁的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担任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的顾问。他人现今住在美国，谢缵泰写信给他请求代为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援助。九月二十二日，容闳回信答以将尽力而为。
　　而李纪堂也答应资助举兵所需军费。
　　谢缵泰是澳洲的华侨子弟，其父谢日昌是秘密结社三合会的干部。谢日昌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堂侄（堂兄弟姊妹的儿子）洪全福相识。另有一说，谓虽年纪相差颇巨，但洪全福其实是洪秀全的三弟。
　　太平天国覆灭至今已四十载，洪全福因在外国船上当厨师而躲过清朝的追缉。
　　在停泊于香港的某艘船上，孙文正等待陈少白前来会合共赴河内。
　　就在此时，李纪堂送来饯别金二千元。曾当过日本邮船买办的他，对停泊于香港的船只之船籍等资料了如指掌。
　　——别让孙文知道！
　　李纪堂被谢缵泰再三交代过。当然，对孙文的分身陈少白也不能透露。
　　“明天就是耶诞夜了。”
　　身为基督教徒的陈少白提起这事来。他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专与保皇会打笔战，他的脑中全被笔战一事所据。
　　“任公（梁启超）之事不必过度放在心上。不然就会越想越气呢！”
　　孙文用安慰的语气说道。
　　“对！一直钻入牛角尖去想，就看不清其他的事了。难得来到香港……啊，真是可惜啊！”
　　李纪堂说道。
　　孙文觉得李纪堂的话中似乎带有某种含意，微微歪着头沉思。但因扬帆在即，李纪堂便匆匆下了船。临别之际，李纪堂露出跟平常不一样的笑容，轻轻挥了挥手。
　　“阿柏笑得好像有些奇怪呢！”
　　陈少白说道。对比自己年轻的富豪小开李纪堂，少白一向以其本名柏称呼之。
　　“你也注意到了吗？今天他显得有些怪异。”
　　孙文说道。
　　船就这样驶离香港往河内而去。
　　在香港，谢缵泰已和太平天国的残党洪全福计划好要进行武装起义。
　　与遭暗杀的杨衢云不同，谢缵泰对孙文怀着对抗意识。他认为孙文已经失败过几次，若换成自己将会做得更好。因此这次他决定撇开孙文亲自上场。
　　在此之前，孙文为赴河内而途中暂靠香港，陈少白也将随同前往。起义之事连陈少白亦被蒙在鼓里。李纪堂前来送别之际，虽举止异于平常而让两人感到一头雾水，但未等两人细加思量，船只便离港往河内而去。
　　洪全福将举兵之日定为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若以旧历算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亦即壬寅年的除夕。这跟第一次起义日期定在九月九日（重阳）的考虑相同，因这天人潮拥挤，举兵时的人员调动比较不会引人侧目。
　　谢缵泰生长于悉尼，英语流利。他具有国际性的敏锐感觉，认识到先前的重阳起义失败原因之一便是未与外国做好沟通工作。
　　他和居留香港的外国人广泛交际，尤喜结交记者，跟《伦敦时报》特派员马礼逊（GeorgeErnestMorrison）、《孖剌西报》（HongKongDailyPress）的坎宁安（AlfredCunningham）皆有深厚情谊。而对这些记者而言，谢缵泰则是个贵重的情报来源。
　　谢缵泰将瞒着孙文暗中进行的起义一事透露给坎宁安和马礼逊，并商请坎宁安撰写一篇对外宣言，又请马礼逊争取《伦敦时报》的支持。两人所获的谢礼则是独家新闻：
　　——中国发生革命！
　　全军由洪全福统辖，商人出身的梁慕光顶着“南粤兴汉大将军府总司令”的头衔指挥实际作战部队。另外，德国教堂的汉文总教习李植生则被任命为参谋长。
　　国名定为“大明顺天国”，以“除满兴汉”为口号。在起义同时并宣布：
　　——天下太平后即定立年限，由人民公举总统。
　　谢缵泰称此为“君民共主之制”。经选举所产生的总统依旧称为“君”，还是隐含着“帝王思想”。
　　在起义成功的同时，将从美国迎回高龄七十三岁的容闳担任临时政府的大总统。此无异于将孙文完全排除在外。
　　他们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和记栈”店铺，利用李纪堂的资金购买、运送及贮藏武器。武器是向广州沙面租界的曹法洋行预付了一大笔定金而购入的。
　　在起义预定日的前三天，洪全福从澳门潜入广州。但这一天（一月二十五日）在香港的各据点皆遭到搜索。广州的据点在一月二十七日遭搜索，许多人被逮捕，洪全福乔装逃离了广州。
　　事前的告密导致此次起义失败，和重阳起义如出一辙。
　　那是奸人周某向香港警厅提出密告。周某复印了香港警察从和记栈所扣留的文件，将之送至两广总督处。
　　但在周某的告密通知来到之前，在广州受托购入武器的曹法洋行已将定金全数纳入口袋，装作若无其事并连忙将此事告知官府。
　　因正值旧历年的除夕，此一无疾而终的举兵计划便被称为壬寅义举。因是对孙文敬而远之的一场起义，首谋究竟是谁无人清楚。成功之后将从美国召回容闳做总统，据说也已取得当事人的首肯。
　　“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名较为常用，但亦另有“洪全福与李纪堂之义举”（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谢缵泰广州之役”（《清季的革命团体》）等不同名称。
　　一来有曹法洋行的密告，二来又有周某送来的和记栈遭扣留的文件副本当证据，广州的捷字营（驻军）司令官便逮捕了十余人。其中七人被处死，另三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判刑确定之前，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则以贿赂方式获释。
　　两广总督派杨枢赴香港要求引渡相关人员。香港总督基于不逮捕###的原则，将相关人员全都释放了。大概是坎宁安、马礼逊努力从中斡旋要当局尽早释放这些人吧。
　　清朝当局照例祭出悬赏当做应战手段。主犯已锁定是洪全福，故公告凡能生擒者赐给二万元及守备（相当于校官之职）官职，杀之者赐一万元及千总（相当于尉官之职）官职。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因曾遭史坚如以炸药暗杀未遂，对革命党恨之入骨。
　　在广州有一替捕快跑腿的男子名叫张佐庭，认为发大财的机会来临。他发觉到捕快圈子无一人见过遭悬赏的通缉犯洪全福之真面目。
　　洪全福年约七十，在太平天国覆灭后上了外国船当厨师而环游世界，其真面目无人识得。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瑛王洪全福获封“三千岁”。天王洪秀全被称为“万岁”。东王杨秀清获封“九千岁”，西王萧朝贵“八千岁”，南王冯云山“七千岁”，北王韦昌辉“六千岁”。瑛王三千岁在太平天国当中算是相当高位。
　　然而，距天京（南京）陷落已四十载，太平天国亦烟消云散，已少有人知太平天国的盛衰历史。当年剿匪的主角曾国藩、左宗棠已过世，连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亦在收拾义和团事件的善后问题后，于一九○一年结束了灿烂的一生。
　　熟知捕快消息的张佐庭便杀害了一名年纪与体格相似，名叫吴六的老人，将尸体装箱从香港运至广东，报告官府曰：
　　——此即洪全福。
　　总督德寿依约赏给一万元。
　　但假冒洪全福的死尸很快便被发现是由吴六顶替。甚至还查出死者原来是张佐庭自己的养父。
　　因意图越境谋杀###一事，香港政府向广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此时德寿已转调漕运总督（未及赴任，在翌年死亡），新任的两广总督是岑春煊。
　　岑春煊是西太后亡命西安时的陕西巡抚，具有与外国交涉的经验。后来他成了共和国的干部，为南北统一大业尽过力，是个明事理之人。
　　新总督立即诛杀了张佐庭，并免去主事者水师提督之官职。水师因派出小兵船载运假冒洪全福的吴六尸体而遭追究责任，但香港政府对此给予谅解。
　　正牌的洪全福已乔装逃至新加坡，据说不久又返回香港，在一九一○年之前都还活着。
　　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等人的举兵终告失败是在一九○三年的一月。这年的旧历正月是新历的一月二十九日。
　　此时在日本终于增多起来的中国留学生约聚集了千人，举行“春节团拜”。集体拜年活动的场所选定在去年才刚盖好的留学生会馆。该馆位于神田骏河台，由马君武、刘成禺两个学生发表反清演讲。
　　像这类的反清言论，不仅在外国，连在上海这样的租界也在进行。南洋公学因有大批的退学学生，便由中国教育会（在科举废止后负责编写新教科书的机关）的蔡元培组成“爱国学社”，以便接纳这些学生，该社主旨强调：
　　——以日本吉田氏的松下讲社、西乡氏的鹿儿岛私学之意为师，注重精神教育，所授各学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学生要学的不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而是造成现代日本之维新前后的日本教育。
　　此一爱国学社还创立了一家名为《苏报》的机关报。那是收购早先的一家报社，从一九○三年起置于爱国学社之下。
　　此报由章士钊、吴敬恒担任主笔，刊载章炳麟、邹容等激进的论说家的文章。
　　邹容年方二十，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是排满主义者。他是四川省巴县人，一九○二年以留学生身份来到日本，曾剪掉留学生监导官姚甲的辫子并将之展示于学生宿舍内，所持理由是姚甲闹出不伦之恋的丑闻。
　　姚甲的职务是监督留学生是否剪掉辫子，但他本人却被剪掉了辫子。每到深夜，众留学生便展开大合唱。——
　　“啊，我的辫子啊，我的辫子啊，去了何方？我要为你哭泣。”
　　众人先是装哭，接着便转为一阵哄堂大笑。
　　监督者竟然遭到公然嘲笑，可知其政权不长久矣，因为这表示负责取缔的权力已经衰微。虽说政权不长久，但心向革命的留学生反而更加提高戒心。“嘲笑被剪掉辫子的姚甲固然无妨，但因这里不是大清国才得以如此做。千万别忘了这点！”
　　留学生当中的一位领导人这么提出警告。
　　“没错！在清朝官府势力未及之处，说什么样的威风话都不管用。”
　　“只敢在安全处所大声说话的家伙实在太多了。”
　　众人对此一警告纷纷附和。
　　邹容却因此一辫子事件而落得必须离开日本的下场。
　　他是个年轻热情的论说家，崇拜谭嗣同，随身携带着谭的遗照。在日本时他写了一篇名为《革命军》的文章，返国后，该文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出版。时值一九○三年五月。
　　章炳麟为《革命军》一书写序文，并转载于日本的《苏报》。
　　《革命军》全文约二万字，即四百字的稿纸约五十张，而中文不像日文有助词及汉字下方标注的假名，所以实际内容应该是两三倍之多。若译成日文，约需使用一百甚或一百五十张稿纸。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酷虐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
　　《革命军》的绪论如上所载。
　　在东京，大批留学生读到这一段不禁咋舌。
　　“啊，这岂非就是陈琳？”
　　也有人如此叫道。
　　后汉建安年间（一九六至二二○），有被称为建安七子的文学家。其中之一的陈琳以檄文高手著称。
　　“我哪是陈琳？”
　　邹容苦笑道。
　　陈琳出现在《三国演义》中，先是追随袁绍，在袁绍败于曹操后，又归顺曹操并担任其文书幕僚。
　　如今被人比拟成改事二主的陈琳，邹容大概觉得不快吧。
　　陈琳追随袁绍时，曾在檄文中尽情辱骂仇敌曹操。曹操之父是宦官的养子，乃贪腐之人，而曹操本人也曾掘古墓盗取陪葬品充当军费。
　　陈琳投降时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曹操仅说“你尽可骂我一人，为何要及于我父及我祖呢”，对往事不加追究而赦免了陈琳。
　　“你肯定也会像陈琳那样，受到曹操赦免。”
　　章炳麟笑着说。
　　曹操有头痛的老毛病，发作时据说只要读陈琳的檄文便会不药而愈。
　　“我又不是药方。”
　　邹容还是摇头。
　　《革命军》以如下句子当结尾：
　　——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岗；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邹容在自序末署名如下：
　　——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以明朝崇祯帝自杀之年算起，至此正好二百六十年。身为革命军中的一名马前卒，邹容义不容辞担起大任。
　　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附有当代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章炳麟的序文，其署名如下：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浙江省的地名，章的出身地）章炳麟序
　　章炳麟是反满主义者，不像孙文等人是欲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家。他虽也常将共和挂在嘴上，但只当那是个新的政治象征罢了。对他这种国学家而言，共和一词自古便已有之。
　　在周朝时，厉王出奔，其子宣王尚年幼，故由周公与召公合议摄政，此十四年期间在《史记》中称为共和时代。另据其他史料，厉王出奔后，共国之伯“和”获公推而摄政。不论是何者，年代皆在春秋的一百一十九年前之庚申年，即公历纪元前八四一年。
　　由一九○三年往前推至那一年，共计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国学大师章炳麟笔下的“共和”绝非republic之意。
　　上海的租界非大清国捕快之力量所能及，每当清朝当局欲逮捕重要人犯时，必先“照会”工部局（租界的行政机关）。但即使先经照会，若是###则大都会遭到拒绝。
　　清朝当局亟欲处决章炳麟与邹容，但领事团方面坚持拒绝引渡二人。清朝方面聘请外国人律师，以侮辱清帝及教唆杀人等罪名欲定二人之罪。又拿出十万两银子企图影响事件审理人，另为买收工部局，也使出了以金块行贿的手段。
　　《苏报》所载文章中有如下侮辱皇室之语：
　　——载湉（光绪帝之名）小丑，未辨菽（豆）麦。（“未辨菽麦”语出《春秋左氏传》，指愚者之意。）
　　——杀满、杀满之声已腾众口。
　　——汝辫发左袵（左襟衣裳）之丑类。
　　——杀尽胡儿方罢手。
　　另外，还从大清国禁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记载满洲人残暴史事的书中引用多处。这些书籍在大清国光持有便是死罪一条，在日本则经常被传阅，也在日本刊行出版，当然受到留学生的广泛阅读。
　　在《革命军》中，邹容痛骂讨平太平天国的清朝名臣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三人是奴隶根性的代表者。
　　此乃言论，以之判定死刑在租界方面无法让人信服。但大清国却不敢相信这样还无法将其判死罪。
　　——就算查明有可判死刑之罪证，也无法将之引渡。
　　租界的工部局态度更趋强硬。
　　——跟之前清朝的照会有些不一样。好像有什么蹊跷似的。
　　——在张园引起反对运动的王之春很生气，好像已经挑拨恩寿要将那些人全抓起来。
　　张园位于上海的租界区，是中国教育会常利用的一处场地。
　　江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国内频仍的“匪乱”，向朝廷建议找法国借款并借用法国的军队。此举当然遭到革命派大声挞伐，一时之间张园兴起反王之春的演说热潮。
　　据说激动不已的王之春便照会江苏巡抚（省长，管辖区包含上海在内）恩寿，要求其逮捕犯人。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因清朝强烈要求，租界工部局便暂且同意逮捕。章炳麟遭逮捕，邹容则是自首到案。
　　清朝方面又提出引渡要求，工部局加以拒绝。
　　孙文从河内返回日本是在一九○三年的七月中旬，正值事件发生不久后。
　　章、邹二人虽免于遭引渡回大清国，但却被判在上海终身监禁。后因英国公使的从中斡旋，章才又获减刑被改判为三年徒刑，邹则改为两年。
　　清朝政府拼命努力，一心想处决二人。除这二人之外，其余的涉案人皆可释放，唯独坚持要引渡二人。但此事遭领事团方面反对，清朝便退让一步，只要能将其引渡则愿减罪一等不判死刑。领事团不为所动，继续拒绝引渡。
　　此时，美国上海总领事的意见其实倾向于若大清国坚持引渡，则无妨答应，但被国务院获知此事后，该总领事便遭调职，因为美国也希望以强硬姿态维持治外法权。
　　当孙文回到日本时，在日本已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及遭清朝官府视为眼中钉的反对派人士。当时日本的学制是新学年从九月起算，所以每到七、八月，为办理新学年相关事宜，便有比平常更多的学生涌至。
　　上海的《苏报》在七月七日停刊，因蔡元培赴德，其母体中国教育会便由黄宗仰接掌。由于感到自己也有危险，黄宗仰便离开上海到日本避难。
　　孙文从河内归来，在日本初次与黄宗仰见面。此时，和孙文是西医书院同窗的廖翼朋也以商人身份来到了日本。他们共同在横滨山下町本牧桥附近租借了一间洋楼。
　　黄宗仰与廖翼朋住一楼，孙文住二楼。此租屋处访客络绎不绝。在正月的集体拜年活动中预备发表演讲的马君武、刘成禺，还有旧金山的华侨子弟廖仲恺及其正在学习女子美术的妻子何香凝等，都是山下町的常客。
　　这些人每天畅谈到深夜。
　　在孙文赴河内期间所发生的《苏报》案，其概要由华侨温炳臣等人做详细报告。
　　“清朝当局似乎是有意以判决方式筑起樊篱，借此机会让租界不再成为反政府的据点。”
　　孙文说出了感想。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成功了吧！国学大师章炳麟和邹容都被关在上海的监狱中。就连我们这些无害之人也待不住上海而跑来日本避难。”
　　黄宗仰说道。
　　他比孙文年长一岁，在二十岁时曾出家而自称乌目山僧。乌目山是他的本籍江苏省常熟的一座山。
　　“不，据最近的消息说，清朝史无前例地雇用外国律师处理此事，但却未收效。原本是坚持判死刑，结果却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产生了反效果。”
　　孙文说道。
　　孙文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大堆旧杂志，那是从他赴越南的一九○三年一月起至返回日本的七月中旬止约半年期间，主要由留学生所发行的一些杂志。
　　《湖北学生界》——在孙文南行之际由湖北出身的留学生创刊之杂志，后因感于地方色彩过浓而改名为《汉声》。
　　《浙江潮》——由浙江出身的留学生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发行创刊号。
　　《直说》——由直隶（河北、热河）出身的留学生在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之杂志。
　　《江苏》——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发行创刊号的江苏系杂志。
　　“这真是百花齐放啊！”
　　黄宗仰抿起嘴角说道。他虽是江苏出身，但因发刊当时人尚在上海，所以未获留学生向他请益。
　　“竟然不向乌目山僧请益，看来江南才子也太无知了吧！”
　　廖翼朋说道。
　　“若仅限于江苏一地，铁云比我更适合呢！”
　　乌目山僧黄宗仰说道。
　　铁云是江苏镇江出身的文学家刘鹗的号。
　　他的小说《老残游记》在这年刚开始连载，但在同乡文人之间，他的文名早已广为人知。他是中国最初的真正近代小说家，日后常被人与日本的二叶亭四迷相提并论。
　　孙文默默地阅读这些新杂志。从杂志的论调中，孙文察觉到一股新的时代潮流。
　　“如何？这些人所热衷的讨论是否还很幼稚呢？”
　　黄宗仰凝视着孙文的脸孔，如此问道。
　　“要说到幼稚，那我们也是同样。我们并无资格说他们幼稚。我只想对他们的热心表达敬意。”
　　孙文说道。
　　“从越南归来的下一步计划呢？我们很想知道。”
　　一听黄宗仰说完，孙文仰头望着房间的天花板答道：“其实在我的面前有两条路。两条都必须进行，但我却无法确定先走哪一条。”
　　“问题在于遭梁启超抢走的日本地盘吧？遭任公侵蚀至斯，身为兴中会会长岂肯善罢甘休。两条路的其中一条就是收复地盘，对吧？”
　　黄宗仰问道。
　　孙文边笑着边说道：“答对一半。你刚才说是日本的地盘，我要订正一下，应该说是孙逸仙的地盘才对。除日本外，夏威夷也是我的地盘。”
　　“明白了！孙先生的两条路之一就是日本与夏威夷。至于另一条是什么就猜不到了。”
　　乌目山僧果然非同凡响，一猜就中。原先的地盘遭侵蚀，指的是日本和夏威夷。在日本方面，往后陆续有留学生到来，其中大部分是革命派或是其同情者等等，孙文对此相当确信。之前的事姑且不论，今后应该无须担心会再遭对方夺取地盘了。
　　如此一来，该操心的就只剩夏威夷。孙文是好人一个，为了梁启超还写了介绍信给包括自己兄长在内的夏威夷兴中会的会员，而梁启超却陆续蚕食了孙文所建立的这个地盘。
　　“另一条路是培养革命的战士。在这趟旅行中，我搜集了波尔战争（Anglo-BoerWar）的资料，分量相当多。该战争的后期战法对中国的革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孙文说道。
　　波尔人（Boer）是荷兰裔非洲人，与英国展开战争，于去年（一九○二）签订《弗里尼欣和约》（PeaceTreatyofVereeniging）而结束战争。波尔人最后虽战败，但英国人恼于韦特（ChristiaanRudolphdeWet）等人所领军的游击战，因而展开残酷的报复行动，目前正受到世界各国的指责。
　　“啊，那就该见一见日野先生。我认为这比赴夏威夷更优先。预定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呢！”
　　黄宗仰说道。
　　日野熊藏是深谙军事学的一位陆军少佐。
　　“刚好也因旅费关系，我得延后夏威夷之行的时间。”
　　孙文边笑着边如此说道。
　　孙文在七月中旬从越南返回日本，在九月二十六日又从横滨赴夏威夷。在日本停留的时间仅两个月余。
　　在这段期间，为了准备下次起义，他决定要设立一间培养核心干部的学校。此事在极机密下进行，所设的学校甚至连个招牌也无。校址设在青山，仅称之为“军事学校”。第一届学生只收十四名，欲入学者必须在孙文的监督下做如下宣誓：
　　——驱除鞑虏（满洲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教师全是日本的军人，包括日野熊藏少佐和小室健次郎大尉等。聘请这些人当教师一事，是由来自台湾对孙文满怀仰慕之心的服部登中尉居中奔走而成。服部已经退伍了，但孙文仍视服部为儿玉源太郎的联络人。
　　虽在对待孙文问题上意见不同，但儿玉仍进入伊藤内阁当陆军大臣。
　　“孙先生，请勿对这间军事学校怀有过大期待。我倒希望你能在夏威夷多加油。”
　　服部说道。
　　“知此事者不多，皆称之为地下军事学校。有十余人申请入学，只要其中能有一两个有用的人才，我就满足了。入学新生中此时有人抱怨都一直埋在地下，究竟何时才能冒出地上？我自己也并未怀有过大期待。”
　　孙文说完这话，轻轻拍了拍服部的肩膀。
　　在短暂停留日本期间，孙文尽可能跟许多人见了面。
　　他也见了平民社的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的实行问题彼此交换意见。
　　——在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者之前，必先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
　　孙文强行要求青山地下军事学校入学者的宣誓词中有“驱除鞑虏”一句，他认为在驱除完后，应当立即删去这句。在宣誓典礼中，他做了如此的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