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两室公寓套房，十分蹩脚，在一座名叫汉普敦的破旧砖房的二楼，每月房租150美元，但我难得按时交付。一个街区之外，便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与校园也只有1英里之遥。在过去的将近3年中，这里一直是我的家。我最近曾反复盘算，准备在深夜里悄悄从这儿溜走，然后再找一个按月交纳房租的公寓，作为今后12个月的栖身之处。到目前为止，这些打算都无一例外地把我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份工作和每月的工资单，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汉普敦住满了学生，全是像我一样赖账的角色，而房东也已把讨债作为家常便饭。
    我在两点钟前到了家。停车场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停好车，钻出来关好门，突然听见附近有动静。一个家伙正迅速从车里钻出，砰的一声关了门，直冲着我走来。我僵立在人行道上。四周是那么黑，那么静。
    “你是鲁迪-贝勒吗？”他对着我的面孔问道。他是个常见的牛仔，穿着尖头皮靴，莱维牌紧身牛仔裤，粗斜棉布衬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蓄着络腮胡。他嚼着口香糖，摆出一副要和我过几招的架势。
    “你是什么人？”我问。
    “你到底是鲁迪-贝勒，还是不是？”
    “是。”
    他从后面裤袋里抽出几张纸，塞到我眼皮底下。“对不起了。”他口气真诚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传票。”
    我慢慢地接过传票。天太暗，无法阅读，但我明白其含义。“你是送传票的？”我沮丧地问。
    “对。”
    “税务局？”
    “对，还有汉普敦。他们要把你赶出门。”
    要是我头脑清醒，手上捏着一份命我扫地出门的传票，我也许会感到震惊。但这一天之内，我受到的惊骇已经够多了，现在对什么都不会再感到震惊了。我望着草坪上散布着的乱七八糟的杂物、人行道上长着的杂草、灰暗阴沉的汉普敦公寓，心里不停地回想，这个可怜的地方当初怎么居然会吸引了我。
    他后退了一步。“全在这儿啦，”他解释道。“开庭的日期，律师的姓名，等等。你或许可以打几个电话，把它私了掉，不过这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这是什么样的职责！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冷不丁地跳出来扑到毫无提防的人面前，把传票塞到他们眼皮底下，提条把无关痛痒的免费建议，然后就脚底擦油去恐吓别的什么人。
    他走了几步又站住脚说：“喂，你听着。我以前当过警察，车里现在还装着收话机。几小时前听到了一个古怪的电话，说是一个名叫鲁迪-贝勒的家伙砸了城里一家法律事务所。听他们描述，倒蛮像是你。车子的牌子和型号也跟你的一模一样。我不相信真的是你。”
    “如果真的是呢？”
    “那也不关我的事，真的。不过，警察正在找你。损坏私人财产。”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逮捕我？”
    “嗯。我今晚得另找个地方睡觉了。”
    他匆匆钻进汽车。那是一辆宝马。我目送着它消失在夜幕中。
    布克在他那整洁的二联式公寓前面门廊上迎我。他在睡衣上面披了一件花呢的浴袍。没有穿拖鞋，干脆赤着脚。除我之外，在学法律的人中，他大概是唯一的穷学生，整天掰着指头计算还得等待多久才能开始上班。但他却很注意穿着打扮。壁橱里挂的东西尽管不多，他的服装却都经过精心挑选。“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他紧张地问，两只眼睛仍有点浮肿。我在转角处青年食品商场的公用电话亭，给他打过电话。
    “对不起，”我一边跨进他的窝，一边说。我看见查莲正在小厨房里煮着咖啡。她也穿着花呢浴袍，头发拢在脑后，眼睛红肿。我听见有个孩子在后面喊叫。现在将近凌晨3时，我把他全家都吵醒了。
    “坐下，”布克说。他抓住的我手臂，轻轻地把我按到沙发上。“你喝酒啦。”
    “我醉了，布克。”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站在我面前，倒更像一个气呼呼的父亲。
    “一两句话说不清。”
    “你在电话中提到过警察。”
    查莲在我旁边的桌上放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你没有事吧，鲁迪？”她问，声音甜美无比。
    “棒极了。”我说，口气就像出自一个真正自以为是的家伙。
    “你去看看孩子。”布克对她说，而她也就随之消失了。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布克坐在咖啡桌的边上，离我很近，等着我开口。
    我没有碰咖啡，头痛欲裂。我把昨天下午分别后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摊在他的面前。由于舌头发硬，转动不灵，我只好打起精神慢慢腾腾地说着。查莲悄没声响地走到最靠近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极其关心地听着。“我很抱歉。”我低声对她说。
    “没关系，鲁迪。没关系的。”
    查莲的父亲是田纳西乡下某个地方的牧师，她对于酗酒或其他不良行为，丝毫不能容忍。我和布克在法学院虽然一起喝过几次，可那都是偷偷摸摸干的。
    “你真喝了一打？”他怀疑地问。
    查莲离开了我们，去照管又在后面开始啼哭的孩子。我以送传票的人、起诉、扫地出门结束了我的叙述。这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天。
    “我得设法找个工作，布克。”我喝了一大口咖啡后说。
    “你惹的麻烦可真大啊。我们3个月后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接着还要面对甄别委员会的审查。要是你因为玩的这些把戏而被逮捕和判刑，那你就完蛋啦。”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头在开裂，真的在怦怦地跳动。“可以给我一块三明治吗？”我觉得恶心。我喝第二盒6瓶装的啤酒时，虽然吃过一袋椒盐薄脆饼，但那是和博斯科及包娣小姐共进午餐之后，我吃过的唯一的东西。
    查莲在厨房里听见了我的话。“来点成肉煎鸡蛋，好吗？”
    “好的，查莲。谢谢啦。”
    布克想了一阵。“等几个小时我给马尔文-香克尔打个电话。他可以给他兄弟打电话，也许能跟警察通通关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们不抓你。”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坏。”马尔文-香克尔是孟菲斯名声最大的黑人律师，也是布克未来的老板。“打电话的时候，你顺便问问，他那儿有没有位子空着。”
    “行。你想进一个维护民权的黑人事务所工作？”
    “哪怕是专办离婚案的事务所，我都愿意去。我一点恶意也没有，布克。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眼看就要破产了，伙计。现在恐怕还有别的债权人，正躲在树丛里，等待机会拿着文件朝我扑过来哩。我可不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我慢慢地在沙发上躺下。查莲在煎咸肉，那浓浓的香味在这小窝里飘荡。
    “那些文件在哪里？”布克问。
    “在车上。”
    他走出房间，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坐在椅子里认真读着税务所的起诉书和把我赶出公寓的通知。查莲在厨房里忙着，给我又送来了咖啡和阿斯匹林。时间已是凌晨3点30分，孩子们终于安静入睡。我有一种安全、温暖、甚至被人爱着的感觉。
    我的头在慢慢地旋转。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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