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前一个小时，飞机开始降落。他睡过了吃早餐的时间，等他一醒来，乘务员便急忙给他端上了咖啡。已经能看见圣保罗了。这是一座800平方英里的大城市。内特望着下面那片灯火的海洋，不禁在想一个城市怎么容得下2000万人。
    驾驶员用语速很快的葡萄牙语道了早安，然后又是一大堆内特听不懂的问候语。紧跟着的英语翻译也很糟糕。语言上的障碍引起了他一阵小小的不安，但当一个漂亮的空姐让他扣上安全带时，他的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机场里很热，挤满了人群。他取了那只新行李袋后顺利地出了海关，然后重新确认了去格兰德营的机票。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咖啡馆，墙上贴着价格表。他指着价格表说：“一杯浓咖啡。”收银员按下了现金出纳机。她对着美元皱了皱眉头，但还是给他找了零。一巴西雷阿尔相当于一美元。内特现在算是有了几个雷阿尔。
    他站在一群大嗓门的日本游客中间喝着咖啡。各种陌生的语言传进了他的耳朵。广播里传来夹杂着葡萄牙语的德语和西班牙语。他后悔自己没买一本应急词典，不然他至少也能听懂一两个词。
    孤独感渐渐袭来。在人流中他显得很孤单。他一个人也不认一识，这会儿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儿，而且也没人想知道。从游客嘴里喷出的烟雾朝他身上蔓延过来，他赶紧走开了，来到大厅。他没有目标地穿行在人群当中。手提箱很沉，他咒骂乔希塞了那么多的破烂货。
    他听见有人在说英语，便朝那个方向走去。几个商人正等着返回美国，他在他们旁边找了个座位。底特律正在下雪，这些人急着回去过圣诞。他们是为了石油买卖来巴西的。没多久，他们无聊的谈话就让内特听腻了。如果他本来还有点想家的话，现在已没有了这份心情。
    他想起了瑟吉奥。离开康复中心后，诊疗部让他去一个过渡疗养地呆了一个星期，使他能逐渐适应出去后的生活。他讨厌那个地方和那里的规则，但事后想想，这种做法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你确实需要几天的时间作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
    也许瑟吉奥是对的。他去投币电话亭给他挂了个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圣保罗现在是早晨6点半，可弗吉尼亚才4点半。
    瑟吉奥没有介意。这是地域造成的。
    去格兰德营的航班没有头等舱，也没有空座位。内特惊奇地发现飞机上的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早报新闻，而且报纸的种类繁多。
    那些早报的编印风格和质量丝毫不逊于美国的任何一张报纸，也许巴西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落后。那儿的人能够阅读。这架波音727飞机很干净，而且刚整修过，饮料车上放着可乐和雪碧。他感到很自在。
    他坐在二十几排一个靠窗口的座位上，此刻他并没有理睬搁在大腿上的那份有关印第安人的备忘录，而在欣赏下面的田原风光。一片葱郁、丘陵起伏的田野上到处是牧场和纵横交错的红土小道。土壤是一种烧焦了的橙色，很醒目。乡间小道从一个村落伸向另一个村落，几乎看不见一条公路。
    不久，公路出现了，车辆也跃入了视野。飞机开始降落，驾驶员欢迎乘客来格兰德营。一幢幢高楼，拥挤的市区，一个足球场，许多街道和汽车，每一幢住宅都是红瓦的屋顶。多亏大公司的办事效率，他已经有了一份有关这个城市的备忘录。不用说，做这份备忘录的肯定是一个每小时拿300美元的新手，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格兰德营的详情，似乎它的存在同他手上的这件差事很有关系。
    60万人口。牛的交易中心。有许多牛仔。城市发展很快。有现代化的设施。好吧，可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内特根本不想在那儿过夜。
    相对城市的规模而言，机场显得太小。内特意识到自己把什么都在跟美国作比较，必须纠正这种思维方式。一走出机舱，热浪迎面向他扑来。外面的气温至少有9O华氏度。离圣诞节还有两天，可南半球却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他在骄阳下眯缝起眼睛，扶着栏杆走下飞机。
    他设法在机场的餐厅叫了一份午餐。午餐端上桌子后，内特高兴地发现东西还能吃：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熏鸡肉三明治以及和美国的快餐店做得一样香脆的炸薯条。他望着远处的跑道慢慢地吃着。吃到一半时，有一架潘特纳尔民航的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降落下来并滑行到候机坪。从飞机上走下六个人。
    他停止了咀嚼，竭力克服突如其来的一阵恐俱感。这种短途航班他在报纸上读到过、在有线新闻网上看到过，但这架飞机如果在这儿掉下去了，美国人是无法知道的。
    但这架飞机看上去很结实，很干净，甚至还很现代。机组人员都是穿着制服的专业人士。内特继续吃午餐。往好处想，他对自己说。
    他在小小的候机厅转悠了一个小时，他先在报亭买了一本葡萄牙语应急手册，开始背些单词。他还浏览了一番去潘特纳尔探险的广告——英语的名称是生态旅游。候机厅里供出租的汽车。一个外币兑换亭、一个架子上摆放着各种啤酒招牌和威士忌酒瓶的酒吧：大门门有一棵细长的人造圣诞树，上面缀着孤零零的一串灯珠。望着大灯珠在巴西圣诞颂歌的乐曲中一明一暗地闪烁，他还是想起了他的几个孩子，尽管他不想这么做。
    这是圣诞夜的前一天。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是痛苦的。
    他咬紧牙关、背脊僵硬地上了飞机。在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睡觉。科伦巴的小机场非常潮湿，那儿聚集着一群等候去圣克鲁斯【注】的玻利维亚人。他们个个带着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他叫的那位出租车司机不懂一句英语，但这没关系。内特指给他看旅游手册上的“皇宫饭店”几个字，他坐上这辆又旧又脏的出租车离开了机场。
    【注】圣克鲁斯：玻利维亚东部城市——棒槌学堂注
    根据乔希另一个助理准备的备忘录，内特知道科伦巴有9万人，坐落在巴拉圭河畔，紧靠玻利维亚边境，很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潘特纳尔的首府。这个城市是靠航运和贸易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在发展。
    从闷热的汽车后座望出去，科伦巴像一个悠闲、舒适的小城镇。平整的街道很开阔，两边栽着树木。商人们坐在凉蓬下一边等顾客一边聊天；年轻人踩着滑板穿行在马路上；光着脚的孩子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吃着冰淇淋。
    驶近商业区后，车子多了起来。他们被阻塞在炎热的马路中间。司机咕哝了吉句，但并不太着急。要是在纽约或华盛顿，出租车司机早就要骂娘了。
    但这是在巴西，在南美。时钟走得要缓慢得多。没有事情是紧迫的。时间并不特别重要。取下手表，内特对自己说。最后，他闭上了眼睛，呼吸着凝固的空气。
    皇宫饭店位于市中心，在一条向远处的巴拉圭河斜伸出去的街道上。他给了司机一大把雷阿尔，然后耐心地等他找零，他用葡萄牙语道了声谢，司机笑笑，说了吉句他听不懂的话。
    像科伦巴所有沿街的门一样，饭店的大门也是开着的。
    一进门他就听见一个得克萨斯人在大声嚷嚷：一群油田正在办理结账手续！他们在那里快活地畅饮，一心想着赶回去。内特在一台电视机旁找了个座位，等他们离开。
    他的房间在八楼。房间10英尺见方，一天的租金也只有1美元。一张很窄的床几乎紧贴着地板，床垫薄得叫人感觉不到，没有席梦思之类的玩意儿。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空调、一只放有瓶装水、可乐和啤酒的小冰箱，卫生间很干净，备有肥皂和许多毛巾，还不赖，他暗自想，这是探险。虽然比不上四季饭店，但住人绝对没问题。
    为了和乔希通电话，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是来自语言上的麻烦：前台服务员会一点英语，她替内特拨通了外线，可那里的接线员只讲葡萄牙语。他又试了试那只新的手提电话，但当地的通讯线路还没有开通。
    内特在那张不太结实的小床上舒展开疲倦的身子，很快就睡着了。
    瓦尔德·鲁兹是个细腰身的矮个子，浅棕色的皮肤，光溜溜的脑袋上只剩下几络抹得油光程亮、往后梳理的头发。他的眼睛呈黑色，眼角堆满了皱纹，那是30年烟龄的后果。他今年52岁，17岁时曾作为交流学者离家去衣阿华生活了一年。他很为自己的英语骄傲，尽管他平时在科伦巴不怎么使用它。为了保持语言上的敏感，他大多数夜晚都看美国的有线新闻网和美国的电视节目。
    在衣阿华呆了一年后，他上了格兰德营的大学，然后又去了里约热内卢的法学院。他很不情愿地回到科伦巴，在他叔叔的那家小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同时照顾他上了年纪的父母。许多年来，瓦尔德忍受着科伦巴懒散的工作节奏，心里一直在想去大城市当律师会是怎样的情形。
    但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满足于大部分巴西人所追求的那种生活：他工作很讲效率，办公室里只有他和一个接接电话、打打字的秘书。他从不去法院，因为在巴西，法庭并不是开业律师的基本活动内容。很少有审判。美国式的诉讼还没有在南美找到它的立足点；事实上，它的使用仍局限在美国的50个州。瓦尔德对美国律师在有线新闻网上的所作所为感到很惊讶。他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喜欢炫耀自己？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频频地在访谈节目上亮相，对他们的委托人说三道四。这在巴西是不可想像的。※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他的办公室坐落在一个很开阔、四周有树荫的地段，离皇宫饭店三个街区，这地方是他叔叔几十年前买下的。扶疏的枝叶遮盖着屋顶，因此，外面再热，瓦尔德仍打开窗户。他喜欢街上传来的声音。3点15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
    来人显然是个陌生人，而且是美国人。瓦尔德知道他一定就是奥里列先生。
    秘书端来了咖啡，这是一种巴西人整天用小杯子喝的带糖的浓咖啡。内特一下就喝上了瘾。已经无拘无束的内特坐在办公室里欣赏着四周：天花板上的吊扇嘎吱嘎吱地旋转着，街道上的噪音隐隐约约地从开启的窗户飘进来，瓦尔德的身后整齐地堆放着一排排积着尘灰的文件，地板已经磨损了。办公室里很暖和，但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内特就像是在哪部50年前拍的电影里。
    瓦尔德打电话到华盛顿，找到了乔希。他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电话递过去。
    “你好，乔希！”内特说。乔希一听到他的声音显然松一了口气，内特汇报了他的科伦巴之行，强调他一切都很顺利，滴酒未沾，正急于完成这次探险。
    瓦尔德在角落里忙他的卷宗，显出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的样子，但他们说的每一句都没漏过他的耳朵。内特为什么对滴酒未沾感到如此得意？
    挂了电话后，瓦尔德摊开一张很大的马托格罗索州的鸟瞰图，在上面指出了大约同得克萨斯州一般大小的潘特纳尔的位置。它占据了这个州的整个西北部，并向北延伸至马托格罗索向西延伸至玻利维亚的西部。上百条河流和小溪像血脉一样网布在沼泽地里。黄黄的一片，既没有城镇也不见道路。从乔希为他准备的备忘录中，内特记得这片沼泽有10万平方英里。
    两人在研究地图时瓦尔德点了一支烟。他事先已经做了些查考工作。地图沿西侧、靠近玻利维亚的一带标有四个红色的×。
    “这儿有部落。”他指着红色的记号说，“瓜托人和伊佩卡人。”
    “部落有多大？”内特问。他凑近地图，第一次见到了为找雷切尔·莱恩而要去搜寻的那片区域。
    “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瓦尔德回答说。他的语速很慢，用词很确切。他努力在向这个美国人炫耀他的英语，“100年前那里有许多部落。但后来，这些部落开始萎缩。”
    “他们和外界有多少联系？”内特问。
    “很少。几千年来他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和内河里的船作些交易，但他们不想改变什么。”
    “知道那些传教士在哪儿吗？”
    “很难说。我找马托格罗索州的卫生部长谈过，我和他有些私交。他的部门知道一些有关的情况。我还找过印第安人事务局的人。”瓦尔德指着其中的两个×说，“这两处都是瓜托人的部落，那一带也许有传教士：”
    “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内特问。显然这是个多余的问题，根据乔希的备忘录，瓦尔德还没有被告知雷切尔的名字。他们只说要找的那个女子在为世界部落传教团工作，仅此而已。
    瓦尔德笑着摇摇头：“没那么容易的。你要知道，在巴西，至少有20个不同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传教士组织。他们很容易进来，也很容易到处活动。没人去管谁在哪儿或在干什么。只要是传教士，我们就把他当做好人。”
    内特指指科伦巴，然后又指向最近的那个红色×问：“从这儿到那里需要多久？”
    “看你怎么走。乘飞机大约一个小时。乘船要三五天！”
    “我的飞机在哪儿？”
    “没那么容易。”瓦尔德说着又取出另一张地图。他摊开地图，铺在第一张地图上，“这是潘特纳尔的地形图。这些是Fazenda”
    “什么？”
    “Fazenda。大的农场。”
    “我以为全是沼泽。”
    “不，许多地方被人为加高，在那里牧牛。这些Fazenda是在200年前建成的，如今仍由潘特纳尔人在那儿干活。只有少数几个Fazenda可以靠船只进入。因此他们使用小型飞机。航线用蓝色表示。”
    内特注意到，靠近印第安部落的地方很少有航线。
    瓦尔德继续说：“即使你飞到那个地区，你也得乘船去印第安人的部落。”
    “停机坪怎么样？”
    “全是草地。他们有时将草割掉，有时又不割。最大的问题是牛。”
    “牛？”
    “是的，牛喜欢草。有时候降落很困难，因为牛群正在吃跑道。”瓦尔德无意中带着几分幽默说。
    “他们不能把牛赶走？”
    “如果知道你要去，他们可以把牛赶走。但那里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没有！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么说我不能先飞到潘特纳尔，然后再租条船去找印第安部落？”
    “不行。船都在科伦巴。向导也得在这儿找。”
    内特凝视着地图，尤其是那条向北部印第安人居住区蜿蜒伸去的巴拉卡河。就在这个流域的某个地方，在茫茫沼泽的中心，最好离河流近些，有一个上帝的仆人，她每天生活在和平、安宁的世界里，不需忧患将来，只顾默默地向她的会众传教。他得找到她。
    “我至少得飞越这一地区。”内特说。
    瓦尔德把第二张地图展平：“我能设法安排一架飞机和一个驾驶员。”
    “船呢？”
    “我正在想办法。现在是雨季，大部分船都没闲着。河水还在涨，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河流运输的高峰期。特罗伊选择在雨季自杀真是太绝了。根据事务所的调查，雨季从11月份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来年的2月份，所有地势低的地方和许多Fazenda都在水平面以下。我还要提醒你，”瓦尔德重新展开第一张地图，同时点上了第二支烟，“坐飞机也不是没有危险的。都是小型飞机，万一引擎发生故障，就——”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翻了翻眼珠，肩膀一耸，似乎一切都没指望了。
    “就怎么样？”
    “没有地方可作紧急迫降，没有地方可以着陆。一个月前就有一架飞机掉在那里。他们在河岸边找到了飞机的残骸，四周围满了鳄鱼。”
    “飞机上的人呢？”内特问，他害怕听到答案。
    “去问鳄鱼吧，”
    “咱们换个话题。”
    “再来点咖啡？”
    “好的。”
    瓦尔德大声喊他的秘书。他们走到窗前，望着马路上的车辆。
    “我找到了一个向导。”瓦尔德说。
    “太好了。他会说英语吗？”
    “是的，说得很好。他是个年轻人，刚退役。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是个河道引航员。”
    “太棒了。”
    瓦尔德走到桌前拿起电话。秘书又送来一杯咖啡，内特站在窗前呷着。马路对面有一家小酒吧，树荫下的人行道上放着几张桌子。红的广告牌上张贴着南极啤酒的广告画。两个身穿衬衫、系着领带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中间放着一大瓶南极啤酒。
    真是一幅惬意的画面——炎热的白天，欢快的心境，两个朋友在树荫下分享凉爽的饮料。
    内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啤酒的广告牌变得模糊不清了，眼前的画面出现了又消失，他的心跳加剧，呼吸几乎要停止。他抓住窗沿不让自己倒下去。他的手在颤抖，于是他把咖啡放到桌子上。
    瓦尔德就在他的身后，但丝毫没有察觉他的变化。他正在用葡萄牙语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汗水像细线似的从眉毛上淌了下来。他可以想像出啤酒的滋味。旧病要复发了：防护墙有了缺口，防护堤出现了裂缝。他和瑟吉奥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所筑起的堡垒发出了隆隆的震坍声。内特赶紧做了个深呼吸，使自己镇定下来：这一刻会过去的，他心里知道。他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
    他拿起咖啡猛喝了一口，瓦尔德这时挂了电话，说那个飞行员不愿在圣诞夜飞任何地方。内特坐回到嘎吱作响的吊扇下面的椅子上。
    “再多给他些钱。”他说。
    乔希·斯塔福德告诉过瓦尔德，这次行动中经费不成问题。
    “他一个小时后给我回电。”他说。
    内特准备走了。他拿出那只崭新的手机，瓦尔德帮他按程序找到一个会讲英语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接线员。他先试着打了个电话给瑟吉奥，对方请他留言。接着他又打给了他的秘书艾丽斯，祝她圣诞快乐。
    电话的性能很好，他很得意。他谢了瓦尔德，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晚些时候再联系。
    他朝河边走去，那儿离瓦尔德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他看见了一个小公园，工人们正在为一场音乐会排放座位。下午的气候闷热异常，被汗水浸湿的衬衫紧贴着他的胸口。刚才在瓦尔德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一幕还在让他后怕。他坐在一只野餐台子的一角，凝视着伸展在前方的广阔的潘特纳尔。一个衣衫槛褛的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向他兜售大麻。袋装的大麻放在一只小木盒里。内特挥挥手把他赶走了——也许等下辈子吧。
    一个音乐家在调试吉他，人群渐渐地朝这儿聚拢过来。太阳沉入了不远处的玻利维亚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