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神秘与争执就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走入历史。这艘世界上最硕大、最奢华的蒸汽船——船上一等舱的乘客都是当对世界上的名人——英国邮船泰坦尼克号，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的白天开始它的处女航。在撞上了被上帝或者命运之手安排的，用以向天真地认为它永远不会沉没的人们挑战的冰山之后，于四月十四日夜晚与十五日凌晨永远地结束了它的航行。
　　没有人能确切地统计出到底有多少人在那个星光清朗的夜晚死于寒冷的大西洋海水中。调查这起灾难的美国人估计有一千五百一十七名死者，英国的死亡人数记录只有一千四百九十人，而英国贸易委员会则宣称死者有一千五百零三人。今天，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一致认定死亡人数最低不少于一千五百零二人，最高不超过一千五百二十三人，但是没有一个机构，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提到过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的两个死者。
　　两个被谋杀者。
　　在这个故事以适当的方式开始，而我也在这个神秘的古国里找到适合我的位置之前，我想告诉我的读者们，我是如何知道泰坦尼克号上的那两个死者的事情。还有这个扑朔迷离的历史注脚是如何难倒那些比我更有发言权的学识渊博的泰坦尼克专家的！
　　同现代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形一样，它始于一个电话。
　　就像绝大多数作家一样，我经常被一些陌生人，一些自诩为我的合作者的人们打扰，他们声称头脑中有精彩的构思，或者有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那些曾卷人到犯罪中（作为受害人，或者罪犯），或者曾在一场战争中（通常是二次大战，或者是越南战争）死里逃生的人们，都确信他们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纽约的出版商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会蜂拥而来，为了把他们的故事同那个翘首以待的世界分享而扔给他们大把的钱。
　　当然，这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那些家伙们为了追名逐利，一边刮着即开即奖的彩票，一边把他们没有时间界限的故事无数次地讲给便利商店的售货员听；此外，作家们通常喜欢自己构思情节，而我，作为一名侦探小说家，也不喜欢成为捉刀人而代某个家伙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或者把他在北美大草原上的传奇经历变成图书市场上的作品。
　　因此，在那个星期天的傍晚，当我在依阿华州的穆斯卡地家中接到那个电话之后，我感到有些疑惑，那个打电话来的家伙甚至拒绝透露出他的名字。
　　“有人向我推荐了你。”那个男人说，声音如同笛卢般低沉，略带一丝别的地方的口音，哪里的呢——法国？加拿大？
　　“推荐什么了？谁推荐的？”
　　电话显然是从遥远的地方打来的；里面有嘶嘶的噪音，让人心里发痒。
　　“一个共同的朋友。”
　　“什么样共同的朋友？”
　　“我有一个好的构思要送给你，它会写成一本了不起的书，拍成一部了不起的电影。”
　　我揉了揉眼睛。“真的？”
　　“我读过你的小说。”
　　“哪一本？”
　　“关于林德伯格的那一本，很不错。”
　　这么说来，他至少为我花了一些时间，他也打算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占有一席之地吗？
　　但是恭维，就像忠诚一样，会立刻被所有的作家接受。
　　“谢谢。”我说，“那本书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是一个有趣的案子，你认为你解决了那个绑架案？”
　　“我认为我的答案比得上任何人提出的假设。”
　　他停顿了一下，静电声在空荡荡的空气中嘶嘶作响，我根据那个声音想象着那张脸孔：三十岁左右的年纪，粗犷的面容，沾沾自喜的微笑……
　　“你喜欢历史，你喜欢寻找历史上的谜团，是不是？”
　　“是的，这也是某种专业……好了，听着，谢谢你打来电话，我在研究艾米莉·埃尔哈特时也接到过一个电话，你也许同他一样——想要了解一些内幕。”
　　一些书迷打电话来通常都是想问一问最新一本书的书名，什么时候出版。但是我那位口音含糊的通话者显然对我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泰坦尼克怎么样？”他问。
　　“什么怎么样？”
　　“人们对它很感兴趣，出了许多书，拍了许多电视。巴拉德的潜水纪录片播得很火。”
　　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他在谈些什么，不久以前，罗伯特·巴拉德先生在海底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这已成为特大新闻，他为此大赚了一笔钱。即使在巴拉德之前，人们对泰坦尼克号的兴趣也从未减弱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知道了那艘沉在海底的著名的船只。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看过沃特·洛德的那本《记忆中的一夜》，在那家富丽堂皇的大剧院拆毁之前，我还在那里看过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电影。
　　那位匿名的通话者触动了我久远的记忆，然而我对泰坦尼克号没有什么兴趣，我只对船上那些著名的乘客有着职业上的兴趣……
　　于是我说：“泰坦尼克，是的，是的……这就是你的构思吗？有关泰坦尼克的一些事情？关于它为什么沉没和如何沉没的新理论还是别的什么？”
　　“你知道，巴拉德，他称我们为坟墓掠夺者。”
　　“称谁是坟墓掠夺者？”
　　“巴拉德认为船的残骸是海底公墓。”
　　“是某类墓地吧。”
　　“不止如此。”
　　“看，”我说，既感兴趣，又觉得恼怒，“你在说些什么？你也是巴拉德探险队的成员之一吗？”
　　“不是巴拉德的。”
　　“那么是谁的？”
　　我早已注意到法国海洋调查局忽略了巴拉德先生让泰坦尼克号原封不动地留在海底的意愿，他希望这艘船不要被打捞，船上的器皿不要被移动，但法国海洋调查局进行了几次探险活动，目的恰恰就是为了违背巴拉德先生的意愿。许多器皿重见天日，绝大多数是从沉在海底的断为两截的船体之间的垃圾场中打捞上来的，这些器皿曾在泰勒·萨瓦尔斯主持的电视节目中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然后，它们被郑重其事地陈列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
　　他继续说：“你知道，他们，还有巴拉德，之所以没有受到惩罚，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尸体。”
　　尽管不是专家，我仍然记得看过的文件中提到许多科学家与探险家都期望在那样深的海底，在缺少氧气的情形下，泰坦尼克号能或多或少地完整保存下来一些爱德华时代的东西——不被腐蚀的家具，衣服，甚至人类的尸体。
　　这个理论，像大多数有关泰坦尼克号的理论一样，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深海生物吃掉了纤维与木头——还有肉与骨头。一双鞋子，脚外面的部分都被吃掉了，这是任何企图寻找泰坦尼克号遗物的人面对的现实。
　　正如我那位匿名的通话者指出的，泰坦尼克号的各类访问者，不论是为了拍摄一些资料照片的摄影师，还是为了打捞器皿的探险家，都得到了杜会的认可，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人类的遗骸。
　　那艘锈迹斑斑的幽灵一样的船骸如果把人类的遗骨与瓶子、弹簧床垫、碟子与玩具一同抛掷在那片垃圾场中，该会是一幅多么恐怖的景象。
　　“听着，”我说，几乎要挂断电话，“你必须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还不认识你，也还不相信你。事关一大笔钱，而且很危险。”
　　“为什么危险？”
　　“我签了一份协议要守口如瓶。我拿了钱。”
　　“为什么事？和谁签的？见鬼！”
　　“……我不能说。”
　　我把电话从脸旁拿开，凝视着它；然后我又把它贴近耳边，厉声问：“那么，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
　　电话那一端沉默着，只有静电的干扰声。
　　“……他们认大船上的厨房是值得一看的好地方，各类东西都毫发无损地摆在那里……碟子，银器，罐子，锅……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白星航运公司的碟子值多少钱吗？”
　　这个匿名通话者曾经驾驶着现代海盗船到泰坦尼克号上进行过打捞探险吗？
　　“我想会很多吧。”我说。
　　“他们在船上有一个巨大的冷藏室，安装着当时非常先进的致冷系统，各个独立的冷藏间里贮存着各种不同的食品，你知道，像肉类、蔬菜、葡萄酒与香槟……在Orlop甲板上，有一个冷冻舱。里面存放着别的东西……不是食物。”
　　我不知道Orlop甲板是什么〔它是船土最下层的甲板，在泰坦尼克号上，它的位置就在三个巨大的螺旋推进器的上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是任何一个侦探小说作家都会问的问题。
　　“那个冷冻舱——是他们放死者遗体的地方吗？”
　　听他的声音，他似乎点犷一下头，“那只船上拥有一切设备——游泳池、网球场、理发屋、土尔其浴室，手术室，应有尽有——除了停尸房。”
　　他又停顿下来，静电声嘶嘶作响，似乎等着我说些什么。于是我说：“我知道。”
　　“你说得对——冷冻舱，穿过第五号舱……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它们。”
　　“……尸体？”
　　“起初，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它们被装在帆布袋子里，袋口被密密地缝上了……保存得很完整。潜水船把袋子拖上来，我们把它们拖到甲板上，拆开了一只……那股恶臭如同下水道……”
　　“我不想听细节。”
　　“你读过爱伦·坡的东西吗？”
　　“当然读过。”
　　“你读过那篇关于被催眠的病人的小说吗？”
　　“是的，我还看过电影。”他指的是《威尔德马案件中的事实》一书。
　　“那么，你记得那个被催眠的男人，他瘫倒在那堆渗出了液体的腐烂物当中，里面混有骨头——”
　　“好了，好了，”我说，“今天我还想再吃一顿饭呢。”
　　“这不是《国家地理》杂志想为探索频道提供的内容，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来另一只袋子，但是那里面也有一具尸体。”
　　沉默的静电声，似乎有一些远距离的电报信号正在传送。
　　我问：“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吗？”
　　“除了当天在甲板上的那些人。”
　　“在哪只船的甲板上？你们是一支什么样的探险队？你的口音听起来像法国人。”
　　“哦？我还以为我的英语讲得很地道呢。”
　　“那些尸体怎么样了？”
　　“我们把它们扔进海里了，我们发誓永不提起这件事，有人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我会告诉你一件有关袋子里的尸体的事，那只打开的袋子。”
　　“是什么？”
　　“他的脑壳被打碎了，塌陷了下去。”
　　“会不会是在沉船时碰巧撞碎的？”
　　“我不这徉看，我认为这个男人是由于暴力致死的，人类的暴力，不是自然界的暴力。这是一起谋杀，这不是你涉猎的创作题材吗？”
　　“的确是，但我不是传记作家，我的意思是，我调查一些真实的、未曾破获的犯罪案，然后围绕着发现的事实进行艺术加工。”
　　“这就是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无法揭开事情的真相，但是如果你能围绕着这个故事构思出一篇小说的情节……”
　　“我不知道，你并没有给我提供很多线索……也许传记作家会感兴趣。嗨，来吧，伙计——你叫什么名字？”
　　“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吗？”
　　“是的，我感兴趣，尽管兴趣不大，但我感兴趣。”
　　他挂断了电话。
　　也许我没有显示出足够多的热情，如果你接到过那么多同你的工作有关的奇怪的电话，就像我一样，你至少也会像我一样犹豫不定的。当然，关于一场谋杀的提及——还有两个被害人——在泰坦龙克沉没之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
　　这件事的确引起了我对泰坦尼克号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早在我童年时代就已产生了……
　　在泰坦尼克号那些著名的乘客当中，熟悉的有约翰·杰克勃·艾斯特，摩莉·布朗，本·古根汉姆，还有一位那个时代最著名也最受人欢迎的美国侦探小说作家，杰奎斯·福特尔——万·杜森教授的创造者。
　　被人称为“思想机器”的福特尔，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富有理智的侦探，在他那夸张的脑袋里面蕴藏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智慧，他在侦探领域里只是凭兴趣随意搞搞。他拒绝接受由于破获了案件而得到的奖赏，总是一副冷漠的、傲慢的态度（他的兴趣只是纯粹的推理）。这使得舍卢克·赫迈斯这个人看起来既亲切又可爱。
　　尽管法国境内响彻着他的名字，福特尔其实是一位美国记者，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他的所谓“难以置信的神秘”小说对阿加莎·克里斯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后者的波洛系列小说里处处留有万·杜森教授的影子。
　　“思想机器”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小说是《十三号囚室的难题》，在这个故事里，那名侦探同别人打赌，能从壁垒森严的死囚室里逃脱出来。这个故事仍然是侦探小说领域里那两、三篇一版再版的短篇小说之一，也是我记忆中读到的第一个侦探故事。
　　福特尔的简短传记包含在《教科书》中同《思想机器》故事有关的前言里，我在那里第一次听说泰坦尼克号和福特尔悲惨的结局——他心中装满了数不清的万·杜森教授的故事——同着那艘船一同沉没在海底。
　　我一直对福特尔怀有兴趣，我喜欢他的小说，但是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几乎很少再版，这也是我将近二十年来很少想到他的原因，直到罗伯特·巴拉德重新燃起人们对泰坦尼克号的兴趣，并有大批记者星夜奔驰去采访那场灾难的幸存者，甚至是幸存者的亲属。
　　通过对福特尔的女儿维吉尼亚进行过一番电话采访之后，让我重新回忆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对杰奎斯·福特尔的小说是多么的喜爱。
　　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一个电话采访，我对福特尔的女儿维吉尼亚的了解比对福特尔本人的还要多。她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
　　维吉尼亚出生于一八九七年。曾经是时事讽刺歌舞剧的领衔芭蕾舞女主角，她经常把赚来的钱分给纽约杂技场的一位年轻的杂技演员。她到欧洲旅行过，陪同的人员是电影公司的代表（她做过芭芭拉·斯坦亚克的伴娘），后来她嫁给了查尔斯·F·罗曼德，气派非凡的纽约剧院经理，同他一起定居在伦敦。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迁到了南非的乔汉尼斯伯格。晚年，她搞过广播，搞过创作，后来又辗转间到了马萨诸塞州她成长的地方。
　　维吉尼亚·福特尔·罗曼德，在电话采访中谈起了她的父亲和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死亡；她还谈起了很多她的母亲，梅尔，告诉她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梅尔在那场灾难中死里逃生。
　　我打听到罗曼德夫人，现在她已是一个寡妇了，正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西图艾特。
　　由于一本书，我要做一次到波士顿的旅行——波士顿距离西图艾特只有二十五英里——一时冲动之下，我给杰奎斯·福特尔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我是您父亲的小说迷，”我对她说，“如果您肯降贵屈尊接见我，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那时她已经九十岁了，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像一位精明强干的女商人，而前职业歌唱家的音乐般的嗓音又将她声音中的棱角磨得圆润。
　　“我很乐意，”她说，“我崇拜我的父亲，他本人与他的作品遭到如此忽略真是让我感到遗憾。”
　　“我也有同感。”
　　接下来，她把谈话的重点放在了我们即将来临的会面上，“同某个对我父亲感兴趣，而不是对那场夺去了他生命的灾难感兴趣的人谈淡话会很有趣。”
　　我一边询问她我们在哪里会面，一边思忖着她是否住在某座养老院里。尽管她列在电话簿上的号码提醒我她应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公寓。
　　“每年的这个季节，这里的景色都很美。”她说。
　　那时是四月。
　　“而且，”她继续说，“你应该过来享受一下我们美丽的海港景色。我想我会让你带我出去吃午餐的，年轻人。”
　　被人称为“年轻人”总归是一件好事，即使在这种情祝下，我要同一位年界九十的老太太打交道。
　　我的妻子陪我驱车来到马萨诸塞州，那里的地形多数是陆地，景色也不坏。
　　但是西图艾特向我们这些中西部居民展示了一种如梦如幻般的美丽，尽管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时分。春寒料峭，阴云密布，西图艾特镇逶迤在四座悬崖的顶端，俯瞰着下面曲折蜿蜒的海岸线。这是一座幽静的小镇，镇上科德式小屋与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立刻让我同我妻子为了在哪里定居而争论起来。
　　维吉尼亚（在电话里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是“维吉尼亚”，不是“罗曼德夫人”）向我们推荐了一家餐馆——在梅尔沃夫的切斯特饭店—一它坐落在前街上，下面就是风景如画的海港，十九世纪的灯塔和我们遥遥相望。
　　我们来得比约定的时间早一些，坐在这座具有乡村情调的海滨饭店桌子前，透过玻璃窗注视着熙来攘往的海港——港口中挤满了游艇与渔船——风平浪静的大海，铅灰色的海面几乎与远处阴云密布的铅灰色天空融为一体。
　　当杰奎斯·福特尔的女儿走进饭店时，我们立刻认出了她。我见过福特尔的相片——他长得与约翰·肯尼迪很相像，圆圆的、孩子气的脸孔；黑色的大睁着的眼睛隐藏在镜片后面，显得既警觉又天真，既深沉义单纯；他看起来很结实，但绝不臃肿。
　　那是一幅福特尔在泰坦尼克号上拍下的著名的照片，是一张全身像，他站在甲板上，穿着二件套的西装，风吹起他的头发，使这位作家看起来相当敦实，甚至矮小。
　　但是维吉尼亚·罗曼德却有着高挑的身材，几乎将近六英尺，她宽大的骨架遗传自她的父亲，她那漂亮的脸孔也是他的翻版。在九十岁上，她仍然有着威严的仪态，她装束高贵——淡紫色图案的上衣与同样花纹的淡紫色长裙（我妻子后来形容它们“非常时尚”）——手中拿着拐杖。然而她大步穿过几乎空荡荡的饭店，根本不使用它。（我们选择下午时间来聚餐，只是为了这时候食客稀少，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
　　我们站起来，我向她介绍了我妻子，也做了自我介绍，我提到我们两人都是作家。
　　“啊，就像我的父母一样。”维吉尼亚说，允许我扶着她坐下来，“你不知道我母亲也是一位作家吗？她同我父亲只合作过一次，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坦率地说，他们合作得并不成功。哦，当然，他们合作生下了我弟弟，还有我。”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我也坐下来，坐在维吉尼亚对面。很快，我们点了软饮料，并聊了聊旅途中的情形和这座可爱的风景秀丽的小城。我告诉她我们到波士顿是为我最新出版的一本历史探案小说和我妻子的一部选集做一些宣传活动。
　　“看看今天天气多么平和，”维吉尼亚说，凝视着波斓不惊的铅灰色的大海，“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我母亲说在那个星期天之夜，大海就像磨坊用的蓄水池。”
　　我没有说话，只是同我妻子紧张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一致同意在谈话中避免提到泰坦尼克号，维吉尼亚在电话中已经说得很明自了，她愿意花时间同福特尔的书迷待在一起，而不愿意同泰坦尼克号的爱好者们待在一起。
　　“你知道。已经快到那年的那个时间了，是不是？”维吉尼亚问。
　　我再一次无话可说，只是微微一笑——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几天以后就是泰坦尼克号沉船纪念日。
　　“每一年，在四月十四日这天，只要有可能，我母亲都要给我父亲，还有其他在那一夜丧生的人举办一个私人纪念活动。她独自站在西图艾持的第三座悬崖之巅，眺望着烟波浩缈的大海，手中捧着一束鲜花……她的眼泪洒在了花瓣上，然后她把花束扔进海中。”
　　“多么动人。”我妻子说。
　　这位老人优雅的皱纹纵横的脸上浮现出一个难为情的笑容来。“恐怕我的母亲的确在记忆里有挥之不去的阴霾，但她爱我的父亲，我认为她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我父亲己经死去这一事实。她和我相处得并不融洽，你知道……””
　　有关私人的话题这么早就出现在谈话里是一件令人惊悚的事情，但是我极力表现出轻松的样子，问了一句：“真的？”
　　维吉尼亚啜了一口吻啡，她喝的是黑咖啡，然后点了一下头，说：“她爱杰克，我弟弟……她非常自我中心，当她失去我父亲时，她失去了世界上她深爱的那个人，她爱他的程度远远超过爱她自己。”
　　一位侍者走过来，我们点了午餐：各种各样的木头烤鱼——这同中西部的吃法不一样。然后，当侍者离开之后，维吉尼亚把目光转向铅灰色的起着细细涟漪的海面，再一次开口了。
　　“我当时没有在那艘船上，”她说，“我在学校里——我上的是北方的一所私立学校——然而，对泰坦尼克号的回忆贯穿了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我母亲时常陷入到恍惚的回忆里，尤其是在梦魇中，鲜明的场景让她重新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惧。她活到九十一岁……我决心在这一点上超过她。”
　　想到我那位匿名的通话者，我说：“看起来，您对巴拉德先生的探险持肯定态度……当您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但是您认为后来那些探险与发掘——”
　　她断然地打断了我的话，“令人恶心的行为。都是些令人恶心的行为。我一直把泰坦尼克号看做是我父亲的坟墓，我希望他们会让它安息在那里——不受人打扰，成为纪念碑。”
　　“哦，我同意您的观点，”我妻子说，“现在还流传着一种可怕的言论，说是要让这艘船‘重见天日’……”
　　维吉尼亚的棕色眼睛眯了起来，显得很可爱。“我夜夜祈祷那艘船会被保留在它沉没的地方。任何别的探险活动都是对它的掠夺。让那艘船和船上的祭品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安息在他们最后的目的地，看起来是……一种荣誉和敬仰。”
　　我想起了那两个帆布袋子，密密地缝住了袋口，放在冷冻舱里。
　　然后我们谈起了她的父亲。她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的轶事，都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她说有一次，她母亲为了参加一个聚会已经‘“美化完了自己”，而她的父亲却不想参加。梅尔·福特尔走近她的丈夫，他正在后园里给草坪浇水。她把他推进屋子里，为他换上晚礼服——而他却用水龙头浇了她一身水，她身上正穿着华丽的服装。当她的怒气平息下来以后，她开始大笑起来，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平静而浪漫的时刻。
　　“他们谱写了一曲爱情故事，我母亲与我父亲，”她非常神往地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故事。”
　　“您知道，我真的非常想看到您父亲的作品能够重新出版，”我说，“也许，让我对您做些采访，更深层次的，我可以把一些零星的片断撰写成一部传记，这也许会让公众感兴趣。”
　　我已经把一只脚踩进水里了，因为我真实的意图是寻求她的合作，为她父亲写一部传记。
　　“恐怕这是不可能的，”她说，似乎读懂了我的思想，“我已经开始与两个朋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是两个女朋友，我在搞广播时一起工作的同事，我们正在写一部关于我父亲的书。”
　　我尽量掩饰起我的失望，这样一本书——即使不是由我来写作的——对福特尔的书迷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
　　我一时无话可说，也没有问题可问，于是我把话题笨拙地转移到泰坦尼克上。
　　“您知道，说那些人是坟墓掠夺者，这很形象。”我说，“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最近我接到的那个电话不是一个恶作剧的话。”
　　“什么样的电话？”维吉尼亚问。
　　我告诉了杰奎斯·福特尔的女儿关于冷冻舱和那里贮存的两具尸体的事，这是许多年以前的往事了，但是最近才被发现。
　　‘是这样吗？”她问，微微地笑了起来，一个奇特的微笑，饱经沧桑的脸上一朵年轻人的笑靥，“说到这里，我想我母亲是很有胆量的。”
　　“您说什么？”
　　“好了，你要理解，我母亲有她自己的写作事业，她出版了几本小说，在我父亲死前与死后……她为他的一本书写了一部续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她的写作风格却没有改变，这就是她事业的终结。”
　　“我明白。”我说，其实并不十分明白，并没有十分领会她的意思。
　　维吉尼亚继续说：“在她去世前不久，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构思精巧、情节逼真的故事……她说这是真的，但我却半信半疑，她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什么样的故事？”
　　维吉尼亚没有回答，没有直接回答。“当泰切尼克号沉没时，我母亲已是一个成年人。那时她二十多岁。大多数提供目击报告的幸存者在当时都还只是个孩子——有一些甚至是怀抱中的婴儿！”
　　“而她是位作家，”我说，点了点头，“因此她的记忆是鲜明生动又而真实可信的，这是平常人达不到的。”
　　“你是这么想的，但是有时候，我根本不把她的话当回事儿。她是一位作家，她有很出色的想象力，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她对泰坦尼克号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不一致。”
　　“真的？举个例子？”
　　“好吧，就举一个例子，她坚持说乐队当时并没有在甲板上演奏——她说那天天气寒冷，小提琴的弦在那样的天气里会崩断，他们是在室内演奏的。所有的目击者提供的相反证词都不能动摇她的看法.她还说乐队成员都是德国人，而众所周知，那些人都是英国音乐家。”
　　“也许他们演奏的是德国乐曲，她因此而弄混了。”
　　“也许。她还坚持说冰山就像‘小酒桶’一样大，根本不是其他人所描绘的那种高塔般的庞然大物。她说的都是这样一些事情。因此我根本没在意她告诉我的那个故事，尽管它很令人着迷；但是现在……你所说的一切看来证实了这个故事。”
　　“维吉尼亚，那个故事……”
　　“我们的食物来了。”维六尼亚说，我回过头去，看到侍者正端着食物向我们走来。“当我们进餐时，让我们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好吗？吃过饭以后，如果你们喜欢，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会跟你们讲一讲那桩谋杀案。”
　　在那个下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维吉尼亚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看起来毫无倦意，也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你即将看到的故事就是维吉尼亚·福特尔·罗曼德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记忆中遗漏的地方由想象与调查补充完整。
　　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