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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四节            双击滚屏阅读

第一部 第四节

作者:约·马·西默尔    来源:约·马·西默尔作品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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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一个高级妓女,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女。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穴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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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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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高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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